张颐武：胡适对于中国当下的文化意义 到了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拿什么纪念他呢？我以为，谈一谈中国文化从自觉到自信，应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因为胡先生生前所执着的，恰恰是中国文化自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整个近现代思想都处于一个文化自觉过程，至今还没有完结。胡适先生正是文化自觉的先驱之一。他的名字与“全盘西化”在一起，尽管这个自觉版本受到广泛批评，却也使他与中华文化现代命运紧紧联系，以致到今天，其冲击力与影响力，仍然为人们深切地感受着。本人于纪念胡适先生这种场合想说的是，胡适先生那年代的文化自觉，毕竟是开始起步阶段，更浓重地表现于心理感觉层次，而欠于理性成熟的认知层次。如果仍停留在那种认知状态，中华民族迄今的现代路则等于白走了。中国文化进入自觉成熟阶段的标志应在于中国人对西方认知的新深度，在于与其相比较的视野下产生出对中华文化认知的新深度，在于中国人由文化自觉的初级台阶走上更高的自信台阶；达到的自觉与自信的表现则是找到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体”，从中国文化“体”之中找到了让自己可自信、可自豪的东西，找到可自强的大智慧与动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与西方文化的恰当关系；而这样找到的，决不是曾让中国人感到过的那种无奈、那种被逼迫的“全盘西化”关系乃至奴性感的自惭形愧。如果我们达到这一步了，胡适先生在天之灵除欣慰之外，不会有其他感觉。因为胡先生在骨子里毕竟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精神血肉相连的人。
在胡适先生与现代思想文化不可分的意义上纪念他 人们不会平白无故纪念某人；纪念与否、如何纪念全然取决于与他之间构成的关系。胡适先生1891年出生，比本人早生50多年，其实为隔代之人，本无与他有任何谋面机会，或有些什么特殊“因缘”，使得自己具备“纪念”他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作为后辈中国学人，是不能忘掉他。让我可以将自己拉到“纪念”字眼上的，正是不知多少人都会对他发生的那样的一点点感觉，也即那种不管出于什么印象，作为今天一名中华民族人会对他不忘的感觉。胡先生是个历史的思想的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必然有着普遍性；从另一方面说，胡适先生又是中国整个近现代心态的一个缩影。
不过，本人还是有一点特殊感觉的。胡适先生自1910年8月19岁时从上海赴美国读书开始，就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断断续续出于各种原因，在其72年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30年是在美国度过。由于本人在美国也学习生活过将近20年，长期的西方经历使本人在感觉上似乎与他有几分接近。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夏威夷进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偶尔读到他的文章，特别有一篇是本人研究儒学与科技思维的课题时，读到他1959年7月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大会发表的《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那是胡适先生反驳美国学者诺斯罗普“中国没有推演法”的论文，他列举朱熹、王充、顾炎武、钱大晰等许多古代学者的考证和格物致知，指出那些都与西方科学假设、取证的类似程序和推演相符。这篇文章让本人眼睛一亮，实在是第一次看到，像他这样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写出过如此为中国文化辩护的文章。现在已经了解，胡先生晚年思想与倡导“全盘西化”年间已多有改变。这恐怕是我所获得有关胡先生思想材料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凭这点，这篇纪念文章其实不如称是“感念”更为妥当。
评价胡适先生是复杂的，复杂性在于胡先生他自己复杂。比如他毫不含糊称自己是主张全盘的西化，但又解释说这与“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是同一个意思。是什么逻辑把这两个完全不同口号联结为同一个意思的？这闪烁其词是他明显的把自己的复杂化，令人费解。同样，他的一面集中火力攻击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另一面在“整理国故”口号下以《说儒》等作品又对孔子赞颂有加、肯定儒家历史价值，都加重很多人在理解他思路方面的困难。更有，即使他生命约七分之三时间身居西方，却将“不知足是神圣的”、“自由、民主、男女平权、劳工神圣、社会主义运动”等汇为一谈，也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英美“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误为一谈，认为两者可以达到“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这种种情况，给人们对胡先生思想作出逻辑性评论增加复杂度。
所以纪念胡适先生，本人选择超越他个人的范畴，在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不可分意义上纪念他；这样对他本人、对近现代思想史，对今天的人，对明天中国思想文化的去向，才是更有益处的。这是由于不管怎么说，胡适先生都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历史合理、自然的一个表态。所以，对他的纪念具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普遍意义。我们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仍然很大程度上处在与胡适名字相连的“全盘西化”历史公案漩涡之中。大抵因为，倘若将“全盘西化”作为胡适先生自己“充分世界化”、作为“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解释，听起来实在是与三十年的“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必然性的关联。胡先生的见解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可视为先知先觉，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证明，中国的开放道路符合他提出的主张。
已不乏有人这样地将胡适先生做出超越个人范畴的看待，将他如是与现代思想、今天和明天、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向联系起来；当然也是将胡适先生与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联系起来了。是这样，我们用这个纪念胡适先生的机会，谈一谈如何才叫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自强，才成了是纪念胡适先生最好不过的意义。纪念他，需要温习“全盘西化”论的话语和历史，真正从这一历史公案中总结教训，叫它在这里结束，而不是让它没完没了地公案下去。这个公案的结束应在实质上是进步的开端。
当然，今天纪念他，情绪化是多余的。百年思想史的浪迹至今，一旦情绪化，往往与浅薄连在一起。今天是该可以做到理性、客观的时候。本人着实相信，文化自觉，不该停留在胡先生这里，而是要百尺竿头。少则已七十年之久，多则也为一百多年，人如果往死里只守着“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变，实是反常；除僵化不开，别无他哉！如果比胡适先生更进步了，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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