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族群政治之鉴

　　在苏联及其解体后的语境里，“族性”究竟是如何在当时苏联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季什科夫的视角聚焦于社会转型。

　　正是因为僵化的苏联体制无法适应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以至于苏联解体被西方标榜为“各民族之胜利”。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不过是苏联社会全面转型的一种促进剂，而非全部。作为民族政治学家，在民族问题之于苏联解体的影响上，季什科夫同时批判了俄罗斯和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的看法，二者都未在事情发生之前对苏联解体做出准确预言。按照季什科夫描绘的图景，苏联时期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只是苏联解体的结构性诱因，而从政客到知识分子，各种社会精英在社会转型期为争夺政治利益对族群政治实施的操弄手段，才是苏联解体的现实动力。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精英层面。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领土、资源、政治权力以及文化展开的，“族性不过是被当作是巩固团结和进行动员的政治工具”。无论是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关于“俄罗斯帝国统治者偷窃车臣资源”的言说，还是在环境问题上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对抗；从土地改革（集体农庄制转向个体农业）到“通过集体执行的暴力夺取异族的财产”，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方面适应局势，操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也受到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的冲击。在混合着各种利益的关于主权的争夺场上，时而呼风唤雨，时而进退失据，在冲突与争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赢家与输家。同时，在季什科夫看来，领导人个人的行为也影响深远。如果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肯与杜达耶夫见个面，哪怕仅仅是直接通个电话，车臣问题就可能最终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糕的地步。

　　正如车臣问题一样，精英操弄族群政治的社会后果之一，体现于后苏联时期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频繁发生的暴力族际冲突上，季什科夫也以此为案例展开了分析。

　　中亚地区的5个国家实际上是苏联政府通过对民族志进行处理而生产出来的政治实体，它们“意外地且准备不充分地”获得了独立。对于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季什科夫总结为“苏联民族政策……有助于进行笨拙的工业化和文化扶持，但这种政策的突出矛盾在于，它使处于外围的中亚可以日益期盼独立。”在书中，季什科夫观察的重点是这些国家俄罗斯人的命运。这些人，包括2500万俄罗斯族和数百万苏联时期的其他民族——上溯到17、18世纪他们的先辈就居住在这里，在苏联解体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为自己国家的局外人”，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移民潮开始了，大量俄罗斯族移出这些国家。

　　对车臣-印古什冲突中的种族清洗行为，季什科夫强调，“在极权主义失效之后的社会中，温顺的大众受到操纵而卷入族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精英的动员。领土争端、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遗产（“被遗弃人民”的情结）、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以及奥塞梯族对当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懒惰、阴险、不诚实”等）与戒备心理，都为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的种族清洗埋下了火种，并经由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的策动而最终发生。

　　在吉尔吉斯的奥什州，1990年在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爆发了“暴乱型冲突”——季什科夫将其定义为“还不是在老谋深算的情境下，或者还未组构成武装力量，或者还不是前线清晰的有组织长期战斗的暴乱型或大屠杀型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一种被季什科夫称为“社会偏执狂”的恐惧社会心理。“焦虑与恐惧状态，甚至恐慌状态，显现于族际暴行的几乎所有组成事件中。吉尔吉斯族害怕乌兹别克族的程度，与吉尔吉斯族对乌兹别克族的惊吓一样严重。”

　　在对诸多理论和冲突问题做出分析之后，季什科夫回到现实的对策建议上。在族群政治如此复杂的地区如何才能建设起一个和谐社会，他的看法是需要促进一个多元化社会的生成。在他看来，“族性”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换而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滥觞。显然，和谐社会的政治敌人是民族主义，而多元化社会恰是遏制民族主义的良药。

　　多元化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理论问题，需要“拆解旧学说并寻找新规则”，特别是要消除俄罗斯是“一个专制的、以俄罗斯族为主导的中央”的帝国主义之说，新的国家学说必须强调“俄国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独占财产”。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需要促进双重的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实践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须“在非暴力阶段调节族性”，为族群冲突提供预防性干预。具体做法是要通过联邦制分权、加强地方自治等手段促进文化平等，缩小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避免贫富悬殊，唯此方能令俄罗斯摆脱族际冲突。

　　作为一家之言，季什科夫尽管在书中未置一词，但其实际应用的理论范式主要是资源动员理论。这造成了本书明显欠缺对社会形态的详细分析，由此涉及到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假设：民族主义是否完全是由精英操弄的政治游戏，民间社会是否在运动之中只是一群被动野蛮的乌合之众？没有大众人心思变的共识，民族主义又如何能够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炽热火焰？这些问题，却非季什科夫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视角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