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通：李大钊与近代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选择

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轨道和秩序当中，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劳动力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的供应地以及商品倾销市场，被迫地屈辱地开始了以现代化为标志的艰难的近代社会转型。面对列强的欺压和凌辱，探寻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无法回避、又极端困惑的时代难题。从来都没有西方现代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社会观念和个人观念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过程中，逐渐觉醒，到五四运动时期可以说全面地实现了民族觉醒、国家觉醒、社会觉醒和人的觉醒。这“四大”觉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汇聚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通过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

在近代中国，关于如何救国救民，各种思想主张不断地被提出来，各阶级阶层的有识之士和党派社团组织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太平天国到自强运动，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以及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不管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是愿意不原意，绝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选择，并且经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漫长的过程，从太平天国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到戊戌变法前，中国知识界对于社会主义处于自发的、盲目的宣传报道阶段，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不过是在皇权思想指导下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的宗教意识相结合的产物；而某些封建官僚在日记或笔记中记录的有关巴黎公社起义等方面的片言只语，都是自发的、随意的，也是盲目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新知识的一种或者作为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介绍也是比较随意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大同书》（写于1884—1902年间，1913年发表）中，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康有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改良社会的图画，像他的《孔子改制考》（1897年）一样，仍然沿用“托古改制”的手法，由《礼记》“大同说”入手。

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一直都是中国各阶级、各阶层有识之士的选择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接触并有选择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理论，这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的大众化的自发选择。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从自发到自主，独立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进行系统地传播，使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运动，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运动。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盲目的宣传报道和大众化的自发选择，逐渐转变为对科学和真理的自主选择，并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二

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同样经历了从传播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曲折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点滴或部分知识，先是偶然地在一些记述或报道中被零碎地提到，后来则陆续地主要通过日本、西欧、俄国三个渠道传入中国。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的知识或方法，作为当时各种社会思潮中的一种，当时中国社会上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含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点滴知识或部分知识在内），一直是中国各阶级、各阶层有志之士的选择之一。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有关的记述或报道就已经开始在国内出现。巴黎公社起义爆发时，恰好出使法国的张德彝在其所著《随使法国记》及时地进行了生动的记述；同时，香港的《华字日报》也报道了有关消息；不久，王韬汇集各方面资料编辑的《普法战纪》出版发行；然而，他们都不了解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在1878年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中就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康密尼人”字样。此后，零零星星地不断有人在有关报刊或书籍中提及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其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有关知识或某些思想主张。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委托胡贻谷翻译的介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著作《泰西民法论》（原著是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其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名字，并简要地介绍了其生平和思想。1899年2月至5月，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口述和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该文根据英国哲学家基德（B．Kidd）所写的《社会进化论》一书节译而成。《大同学》介绍了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流派，三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等，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段。当时，蔡尔康和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都是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他们对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最初主要从广学会及李提摩太那里得来的。1900年7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就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字样。此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三次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潮。

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通过大批留日学生的中介，1902年中国开始出现第一次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潮，到1908年随着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低迷而结束。其间，“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陆续地被介绍进来，改良派和革命派还就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在第一次社会主义思潮传播高潮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以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张继、刘师培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群体（其中又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

1911—1913年，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再次高涨，主要是由于孙中山等革命派和江亢虎 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倡导和推动。孙中山和江亢虎都曾经积极地希望和第二国际建立联系，但是没有结果（1920年，江亢虎还曾经以中国社会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孙中山后来能够实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深刻的思想基础。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在百忙之中专门会见标榜“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并赠送给他从欧洲带回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还应江亢虎的邀请，先后三次出席中国社会党举办的演讲会，讲演社会主义问题。孙中山的演讲由上海社会主义协会编为《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演讲集》，于1912年出版，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孙中山文集。 1913年夏，因为袁世凯取缔中国社会党，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再次陷入低潮。

三

李大钊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在读私塾时期，在课后上听老师讲太平天国起义时，受到洪秀全事迹的感染，曾经表示长大要做洪秀全。在读高中时，在思想上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影响。由于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使他在向民主主义者转变过程中，颇多磨砺，接触过各种思想学说，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李大钊最早于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次高潮中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可能受到过孙中山演讲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想的影响。1912年冬，为编辑出版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李大钊等来到北京向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孙洪伊请示，并争取支持。在北京，通过孙洪伊结识社会党北京支部总务干事陈翼龙，加入社会党。次年春，受命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并担任天津支部总务干事，不久社会党天津支部被取缔。1913年6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来到北京工作，担任《公言报》主编，和社会党仍然保持联系，并在其会刊《公论》上发表诗歌。究竟是什么吸引李大钊参加社会党呢？毫无疑问应该是社会党的宗旨 之一：“在不妨害国家存在的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李大钊在1914年写的《我的自传》中曾经说过这时“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李大钊全集》第2卷3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用该书仅注卷数页码），这种思想可能受到道家隐逸思想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和“纯粹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思想境界有暗合之处。在1912年12月北洋法政学会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中，李大钊曾经两次评介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氏慨然提倡社会主义，欲以平其不平。”（第1卷第535页）这是李大钊在这个时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确证。

此后，李大钊留学日本，至少是在课堂上进一步受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并由一个深受改良思想影响的青年学子转变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留学期间，李大钊特别关注当时日本社会民主党推动的，代表广大中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声势浩大的大正民主运动，进一步接触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本主义等思想学说，由于此前他已经初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对安部矶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颇为关注，并深受其影响。安部矶雄是日本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者，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人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民主党。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安部矶雄恰好在该校任教授，给李大钊等学生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策”等课程，“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森正夫《李大钊》，《齐鲁学刊》，1987第1期） 李大钊曾经深受安部矶雄的影响，并通过他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 ，此外还有物心两面改造学说等[7]。李大钊自己也回忆说：“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影响。” （森正夫《李大钊》，《齐鲁学刊》，1987第1期）

此外，李大钊还认真研究过安部矶雄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六合》杂志大正3年（1914年）11月号）一文，该文介绍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如在介绍法国工人党领导者儒尔?盖德时认为他“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等。《六合》杂志1915年第1号是“俄罗斯文化号”，其中有安部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李大钊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可见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通过各种渠道更为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之所以能够在国内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的，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前他早已对中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过比较一番比较和研究。

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契机。1918年7月，在北洋政府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谩骂中，李大钊率先在中国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次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达到了顶峰，大革命失败后才被迫转入到地下。

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十月革命的潜心研究，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接触和比较，进而逐渐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对社会主义的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此后始终都没有动摇过。1918年7月1日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第3卷第56页）1918年11月底，又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潮流”，“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第3卷第102页）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3卷第110页）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标志着李大钊已经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该文是中国第一篇完整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历史文献，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说明了这三个部分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毫无疑问，接受马克思主义则是李大钊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前中国知识界把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知识或一种新思潮来传播有着本质的区别。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等对于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地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仅不得要领，而且支离破碎、一知半解，比较肤浅，根本谈不上系统性和科学性。他们只是根据各自的爱好和需要，拿来就用，各取所需而已。比如：梁启超传播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为宣传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孙中山等主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来研究。他们的介绍虽然使高深的理论往往变得通俗易懂，易于为人们掌握和运用，但也很容易出现某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甚至歪曲、违背马克思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梁启超接受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是进化论和空想社会主义，他赞扬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却认为那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产物，因此他得出结论目前社会主义不适于中国。他始终坚持这一立场，直到1920—1922年在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仍然像他自称的那样“头一个”出来，坚决反对在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孙中山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则是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并且表示愿意部分地、有选择地借鉴和实行。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说“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孙中山全集》第1卷288页）。1905年，孙中山再次游历欧洲，不久亲自访问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申请加入第二国际，而且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潮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艰难困苦”；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就“将生活在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下”，从而可以“表明集产主义并不是虚构和空想”（《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时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socialism”一词的不同译法，“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会见江亢虎，对他组织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表示赞赏，孙中山则自称：“余实社会主义家也”。在同日发表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孙中山指出：中国应该先进行民权主义革命，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二者是“有先后”的。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太原等地发表演讲20余次。后来他透露心迹说：“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画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参见陶季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的探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国民党一派的其他理论家还积极探索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和平的发展道路（参见陶季邑：《五四时期国民党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因此，可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及以江亢虎、吴稚晖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方面各自也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都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非真正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唯物主义者，当然更不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而李大钊则从信仰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来对待的，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极其坚定，毫不动摇。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李大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前人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的大杂烩，就彻底否认他们的历史贡献。此前中国各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种种研究和宣传，毕竟是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一个阶段，况且前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时，也曾经表示过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同，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也就是说，前人所选择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毕竟也是一种选择，在那个阶段大概也只能达到那个思想水平，因此本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各个阶级阶层都曾经探讨过、选择过的一条道路，而最终只有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为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