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在“主义”与“问题”的交互作用中探索中国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理论界曾产生三次激烈的论战。第一次思想交锋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这种争论没有必要。任何社会都有发展的目标导向即“主义”以及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的过程中又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因此，要在特定的主义指导下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主义即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当年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1919年，只有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分子才能在众多的“主义”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李大钊就是这些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在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1919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与以往一些学者片言只语的和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同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0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拉开了论战的序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出要把一切“主义”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主张“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认为抛开具体问题高谈社会主义，去求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作为回应，李大钊于1919年8月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与胡适针锋相对的文章“再谈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不可偏离，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应当使社会上多数人接受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一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中国社会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去解决；经济制度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动的基础，为实现经济组织的变动，必须开展阶级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并呈现出对抗、不可调和的性质，从这个“问题”中必然要引申出革命的道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这场争论并不像后人所评价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阵地由此得以巩固，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但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中扎下根来。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和模糊，但论战毕竟起到了促使他们深入学习和思考的作用。组建共产党的思想条件也由此逐步成熟。

中国共产党既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它将要引导中国走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融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则遇到了一个与西欧迥异的社会环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逐步熟悉和运用的过程。首先二者结合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必须深刻认识国情，并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由此也就产生了“主义”与“问题”的交互作用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逐步清晰。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确立了社会主义理想，并且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视为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历经“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后，才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俄国的经验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首先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道理。正是通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解决了旧社会的矛盾，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宣言》曾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遵循了这个基本原则，但具体方法则与苏维埃俄国不同，是“赎买”而不是“剥夺”。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为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作序，用简练的语言勾画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他说，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6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历程中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义”与“问题”的交互作用远未完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在“社会主义”之前冠以“中国特色”，但这条道路并没有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没有偏离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反过来，正如哲学家所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古希腊古罗马开创的西方文明，没有中国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1500年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开辟的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没有“苏联模式”的试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一句话，离开了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和发展道路，就没有世界，没有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个体与整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仍然难以说清；人类历史是否会终结，或者会趋同，仍然是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所孜孜探索的难题。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印度之行后，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在他看来，印度是自由社会，而中国则是警察国家，显然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表达则更为客观，用词更为准确。他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们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半个世纪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看它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是：“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将始终牢记邓小平的嘱托：“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仍然充满艰辛和挑战。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迫切愿望是填饱肚子。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又要学文化，拿文凭。有了较高的素质以后，必然产生出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强烈热情，还要追求个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更高层次的目标。人民群众始终充满着这种“新期待”。改革开放之初，按等级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但如今人们关注的重点早已转移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来了。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结构比较简单。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分层加剧。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逐步分解为由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构成的多样性社会。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群体事件”成为新世纪普遍流行的一个名词。今天是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但是水涨船高。也许英国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的观点带有启发性：尽管物质水平和表明上的满意度不断提升，但是可以避免的社会贫困和身体疾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许多人的选择和活动自由；仍然存在着大量社会对抗和阶级怨恨，这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表现，而且使社会缺少应有的安宁和满足感；收入和权力分配仍然很不公平，这方面的分配仍然与才智、美德、能力或智力等方面的分配密切相关，特别是获取高额报酬的机会，仍然很不平等。这些问题不仅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如今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并不少见。这些都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人类社会将始终存在着矛盾。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中国实际的交互作用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各种矛盾中，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定能找到解决冲突的线索。

（作者为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