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甲：中国发展道路与“先驱者”的历史光辉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华文明最美好的新时代，也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的事业与理想在中华大地上实现最为大放异彩的时代。今天，我拟就李大钊与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李大钊历史地位的根本特征

回忆我们党在这一新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1981年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后，就作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尊崇李大钊的重大决策。其首要举措，就是在1983年10月29日，以党中央的名义，为李大钊立纪念碑。这是非常英明正确和深谋远虑的，也是在党的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它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人不管遭遇何种困难和挫折、包括遭遇伟大领袖在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所犯历史错误的那样挫折，包括在新形势下实行改革开放所将面临的新挑战、新考验，都将永远继续坚持高举自己理想、信念的旗帜，也就是李大钊所率先选择高举的马克思主义旗帜、社会主义旗帜。

就在上述的历史关键时刻，1983年4月，作为这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创者和总设计师邓小平，欣然为李大钊纪念碑题词，这正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党的这一重大决策，学习和理解李大钊这一伟大人物所必须永远牢记和深深领会的根本要义和指导原则。

李大钊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和崇高地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邓小平的题词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这就抓住了李大钊崇高历史地位的根本。因为，在李大钊历史贡献和崇高地位中，只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才是李大钊所独有的，是永远独一无二的，是党的历史上其他任何人所永远无可比拟的。

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包括思想理论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两方面，而所谓“先驱”，首先更应是指思想理论的运动。因为，只有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运动的前提与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社会政治运动，例如，工农群众运动，建党与革命运动。我们所说的革命家与党的创始人等等，就是属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物。李大钊当然是属这两方面都具备的先驱人物，但邓小平所指主要应是前一方面那种先驱性质。因为，那才是李大钊所特有的，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这才是李大钊伟大历史贡献与崇高历史地位的最根本特征。

二、 李大钊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贡献与根本性追求

所谓中国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建什么样的“国”？立什么样的“群”？两者是何关系的问题。中国人几千年素来只知有朝廷，并不知这个道理。只有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才开始懂得这个道理，并立志奋斗来解决。李大钊从“束发受书”开始，就“矢志”“深研政理”、追求“真理”，以解决这个问题。他率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他为中国寻找发展道路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是对于我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文明所作出的最杰出的历史贡献。其特点主要是：

（一） 力排传统的“牧民”的政治观，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最高政治原则

中国发展道路，首先是人的政治地位问题。李大钊以人为本的政治原则，形成于1916年春的反袁斗争中，集中、系统表述于《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他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曾是中国近代人文主义的先驱。他的这一思想历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有过的思想历程，也正是他能够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

李大钊针对当时中国政界、学界权威们如梁启超等，仍高谈实质是“愚民”、“牧民”的一套政论，愤然说：“方今求治之道虽广，论治之言虽庞，而提纲挈领，首当审谛兹理，以为设施。违此则去治日遥，泯棼之端，且惧迭起环生之无已矣”。李大钊要人们“首当审谛兹理”，就是“以人主本”、以“民彝”为本的最高政理。李大钊的这个论断、对于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立国与建国的根本方向与价值体系，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有些人求治之道，恰恰容易往往舍本逐末，虽然貌似有理，但却离开以至违背人的根本利益与需要，离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去追求某种形式主义的抽象理念与所谓的国体政体。他们不是把人作为目的，而把人作为自己的某种工具和手段。这正是中国发展道路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李大钊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他率先认清十月革命意义的重要根据。他对于十月革命意义的最重要结论，就是“庶民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潮流与伟大功绩。他从而去接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这种主义，才能解决中国“以人为本”的立国、立群的问题。由此说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明确把握并始终坚持这一最根本的思想理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重要指示，关于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指示，归根到底也都是为了坚持与发展我们党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这一根本原则。

（二） 变落后的中华为先进的中华，必须始终坚持青春创造的根本原则

中国发展道路，就是要变落后衰败的中华为文明先进的中华，就是要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华新文明。李大钊1916年的《青春》一文，就是对于这一思想理论的最早集中、系统表述。李大钊的民彝思想，是他能够最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思想；李大钊的青春思想，则是他能够最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思想。

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对中国发展道路中的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多方面探讨与阐述，主要是让人们必须正确认识处理发展过程中中西文化、人与自然宇宙、过去与未来、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人生目的意义、革新创造与停滞保守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且首先“从我做起”从自我“更新”，“再造”开始，也就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而所谓“青春”，也就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契合，永远发展、永远开新创造的原动力。

（三） 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必须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

中国发展道路，必须始终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问题上，李大钊恰恰最早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其最早代表作，就是1919年12月所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论述，这是李大钊在与胡适论争后，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发展道路实际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篇杰作。

李大钊针对当时有些人顽固地以维护旧道德反对文化新潮流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逆流，明确指出：随着“特质的变动”，“社会需要”人的“生活状态”的变动，传统的旧道德必然要相应变动。我们应该相应地建立“今日所需的道德”，也就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李大钊这种新道德，就是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新道德，他所反对的，就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非人的道德、丑恶的道德、虚伪的、形式主义的道德、损人利已的道德、保守复旧的道德。由于道德是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动而发展变动的，由于传统旧道德从总体上是不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发展的，因而，抽象的“以德治国”，当然就并不是切合历史需要的求治与发展之道。所以，党的十八大与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地强调要依法治国，这才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项最根本原则。

通过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杰出贡献，必将永放历史光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