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宁
1936年12月宋子文（右二）回家乡文昌和宋子良等步出海南机场的照片
1881年6月宋耀如写给父亲的家书，表露出他急于和家乡亲人联系
宋霭龄（后左）、宋庆龄和母亲合影
郑朝波在宋氏家族研究丛书《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文化认同》中写道，宋耀如生于海南，长于海南，十几岁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等他回到中国时，他不是在家乡落脚，而是在上海落脚，他成了一名牧师。以后，他转向实业，娶妻生子。无论身在何处，他与他的子女都认同，他们的故乡在海南。
宋耀如的三封信思乡情重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外交困，经济的萧条使农村劳动力走向了穷途末路，沿海地区的贫苦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靠出卖劳动力来养活家乡的父母儿女。家书、寄款是与家里唯一的联系，有的人春节或清明返乡一趟，有的人与故土一别就是一辈子。漂洋过海谋生活，成为当时海南社会的特殊现象。
宋耀如在家乡文昌一直生长到14岁，在贫苦的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据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1986年所作的调查报告记载，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卖椰子、织粽绳、烧砖，以此维持生计。
14岁时，宋耀如不得不随同哥哥去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投靠亲戚。他走出了国门，从此开始了学徒生涯，也开始了他漂泊的一生。17岁时，宋耀如辗转到美国，开始了大洋彼岸的浪迹。从宋耀如离开故土，踏上异乡的那一刻，对家乡的思念便环亘心头，思乡情结奔流在他的血液里。
2009年3月，经宋耀如孙子宋仲虎先生沟通并代为申请，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Emory大学同意授权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宋庆龄研究会，公布了该校图书馆珍藏的宋耀如的三封信，从这三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宋耀如的思乡之切、归家之迫。
第一封信写于1881年6月25日。宋耀如与时在上海的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通信，信中请林乐知第一时间帮忙转寄家书，家书中写道：“亲爱的父亲，我写这封信是要让您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他到美国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想让家里知道他的消息，他也迫切想知道家里的情况，最后在信里嘱咐“接到我的信后请马上回信，我将很高兴听到你的情况。请把我的爱转达给母亲、哥哥和姐姐妹妹以及你自己。”信虽是用英文写的，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如西方式的热烈，但在信的夹缝处，仍用生涩的中文署上自己的名字“韓教凖”。深扎于脑海中的根的意识使他急于和故乡、亲人取得联系。
随后，宋耀如又致信林乐知：“我离家大约6年了，我希望我父亲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广东省文昌县……我父亲的名字中国话叫韩鸿翼。希望你能找到他们。”因为没有详细的地址，这封家书也不可能寄到。
宋耀如仍不死心，再次向林乐知致信：“有关请您帮我在中国寻找失去联系的父亲一事，不知是否有进展？上次寄给您的信中说的，是我仅知的父亲地址。……由于在美国海天相隔路途遥远，信件辗转递送困难，我怕父亲收不到我的信，所以我没有直接寄给他。”但这封信被林乐知塞在抽屉里，并没有帮他想办法。
直到1886年1月，他乘太平洋公司的海轮回到上海，他已从一个乡村小孩成长为美国留学归来的传教士。归国一年多后，宋耀如终于踏上了阔别12年的故土，他回到故乡的情节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那一刻他那激动的心跳声。
1904年，宋耀如在虹口建造的别墅落成，对故乡的思念依旧如故，院子里栽着故乡运来的椰子树。他表面经营实业，暗地里却支持革命，再没时间返回故乡，只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睹物思乡。
宋氏三姐妹的桑梓情
宋氏三姐妹虽然都没有回过海南，但海南人的身份，她们是一直承认的。
根据《宋氏祖居简介》记载，1930年代末，寓居香港的宋庆龄听说海南妇女击退了试图登陆的日军时，兴奋地在给新西兰友人贝特兰的信中写道“在北海和我的老家海南岛，没有正式组织的一些妇女，一听到日本人要登陆就离散开田地赶快回家，扔下农具，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枪把侵略者赶走了。”她还感慨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这一场发生在家乡的战斗，宋庆龄印象深刻。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写的一篇文章中又一次提起：“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们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
宋庆龄不仅曾与海南文昌籍将军张云逸以兄妹相称，还在送给友人爱泼斯坦的妻子邱荣莉礼物时写道：“希望你欣赏这些上海牛乳糖和从我的家乡海南来的咖啡”。这在《海南姓氏探源：宋姓篇》有较详细的记录，她将“海南”二字写大些，并加了着重号，表达了她对海南的特殊感情。直到宋庆龄去世之后，她的墓碑上也刻着：祖籍海南文昌。
宋霭龄、宋美龄的政治立场虽与宋庆龄不同，但对海南有着同样的深情。《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文化认同》中提到：据新浪网2011年5月9日新闻，南京发现民国时期大批户籍卡，其中就有宋美龄的户籍卡，其本籍一栏填写广东，寄籍一栏填写南京，成为宋美龄认同海南人身份的新证据。在国民党军中的同乡会，当海南籍将军聚会时，他们总会邀请宋霭龄、宋美龄两姐妹参加，而两位夫人也总是挤出时间，热情与会。
1970年5月4日，宋美龄曾致电同乡会理事长李琼璧先生表示：“龄生为琼崖乡胤之一份子洵无尚光荣焉。”1981年，台湾出版《文昌县志》，宋美龄应邀为该县县志题写书名。1987年9月5日，宋美龄在海南同乡会第80期会刊上用毛笔题写会刊名字“海南同乡会”，并落款“蒋宋美龄”。这些都证明了宋美龄的桑梓情深。
宋子文：琼人一分子，自当尽力协助
早在1936年11月23日在香港琼崖商会的欢迎会上，宋子文就曾热情洋溢地说道：“今天承各位同乡的厚爱，非常感谢。兄弟虽然是琼州人，但是从未回过家乡，许多年来，时时想回去看看，因为没有相当的时间，总未如愿以偿。今天得许多同乡欢聚一堂，仿佛是已经回到琼州，精神上非常愉悦。” 其浓郁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1936年12月2日，宋子文、宋子良一行14人乘杜格拉斯号巨型飞机到了海南。此时距离宋耀如1886年的回乡已有整整50个年头，宋子文此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良是广东财政厅厅长。抵达海口后，在海口市中山纪念堂举行欢迎大会，宋子文、余汉谋相继演讲开发琼崖之意义。
随后，宋子文一行回到文昌，受到盛大欢迎。宋子文在文中学校礼堂会场的讲话，更是饱含深情。郑放、陈世民在《忆宋子文还乡》一文对当时的情景作了描述，“宋子文，时四十二岁，颀长身材，脸圆略胖戴眼镜，他用国语说：‘同乡们：父亲嘱咐，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现遵父之嘱，兄弟第一次回故乡，同父老兄弟众乡亲见面，非常高兴。’然后讲开发建设海南的大计，如开铁矿、筑铁路、建设清谰港等。……轮到请宋子良讲话，他和曾养甫推让，拉扯逗笑一番，结果两人都没讲。宋子良，时三十七岁，比胞兄稍矮，短小精悍，举止活泼。”
12月5日，宋子文在广州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道：“琼崖十六县同乡，在省港及海外各地者颇不乏人，深盼咸以各人经验与资力，返乡参加开发事业。本人为琼人一分子，自当尽力协助。在琼蒙地方当局暨原籍父老殷殷招待，尤为可感。”宋子文不忘身为“琼人一分子”的责任，之后筹建私立海南大学，发展海南经济的建设，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