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