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日军迅速西进，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相继沦陷，绥远省军政人员退驻河套地区（今巴彦淖尔市境内），父亲张淑良当时任绥远地政局秘书，他拒绝了绥远商会会长贺秉温（后投日，于解放前在归绥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挽留，随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撤往河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绥西抗战活动。那时，有大批沦陷区流亡学生聚集在河套地区，由于当地条件艰苦，他们求学无门，亟待安置。中央教育部针对这种情况，拟收容这批流亡学生，建立后方大中学校，使他们继续就学深造，致电当时绥远省教育厅招集失学青年，赴古城西安登记。因父亲在绥远省从教多年，是资深教育界人士，遂与刘汉先生（凉城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当时任绥远省立归绥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赴台，1973年病故。）临危受命，在短时间内，集结50余人，其中有男有女，年龄大小不等。学籍则由初一至高三，参差不齐。也并非同一学校学生，互不认识。由于路途遥远，路程艰险，年龄大的同学徒步，年龄小的同学坐牛马车或骑毛驴。这支杂牌的青少年队伍，由父亲和刘汉先生率领，从五原县出发，辗转宁夏银川、甘肃南部，穿越黄土高原，翻过六盘山，历尽艰险抵达西安。
这批学生辗转千里到达西安后，与在西安的绥籍学生会合登记，总共约100余人。经中央教育部同意，又招收察哈尔、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天津、北京、东三省的沦陷区学生和教职员共约千余人，编为4个大队，分批翻秦岭，渡汉水，到达陕西南部的安康县，成立国立陕西中学。经过20多天1000余公里的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求学青少年，特别是绥籍学子，在艰苦卓绝的南下征程中秩序井然，团结一致，结下了深厚友谊。正如当年的求学学生徐贵成在回忆这段历程时写道“多承可旌（张淑良）、倬云（刘汉）先生之组织领导、关怀、安慰。凡途中注意事项，无不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致无违纪与掉队，安全行进。使我辈无家可归之学子，如组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对张刘尊如父兄，视学友亲如手足。团结互助，共同勉励，顿失思乡念亲之苦。”在行进途中还有一段插曲，在途经宁夏银川时，父亲与刘汉先生建议大家晋谒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求其资助旅费。经派代表联系后，马鸿逵慷慨捐助每人10块银元，于是雇用卡车一部，将学生与教职员送到西安，免除了他们徒步跋涉之苦。
由西安至安康，途经秦岭深山，凡700余里，均需步行，跋山涉水，非崖即壑，艰于行走，而人烟稀少，生活贫困，多以野菜树叶充饥，玉米在当地是上等佳肴。且盗匪每有出没，杀人掠货，行旅极不安全。当此情况，父亲与刘汉先生探听到有地方保安团队，将开往镇安县驻防，于是第四大队随保安团之尾，平安抵达安康。
国立陕西中学的设置，原以招收绥远和察哈尔学生为主，故学校教职员，亦以绥察教育界人士为主，校务委员会主委为绥远省闫伟（托克托县人，法国留学生，原绥远省政府教育厅长，后去台湾，1985年病故。）、察哈尔省的张志广为副主委兼校长。委员中绥籍人士有：张国宝（土右旗人，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闫肃（托克托县人，中国大学毕业，曾任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刘汉、经革陈（蒙古族，土右旗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任伊盟中学校长）、赵国鼎（呼和浩特市人，曾任绥远省民政厅代厅长）等。教职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绥远人。1940年，学校改组，撤消校务委员会，学校迁往四川阆中，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学，绥籍校委均离校返绥，部分教职员留任。
对于这次求学历程，所有学生都经历了艰难困苦，达到了目的。正如徐贵成先生所言：“然当强敌肆虐，生灵涂炭，我辈离井背乡，辗转异地，攀秦岭，登蜀道，患难相逢，风雪同舟，而能使边塞学子济济一堂，切磋琢磨，学有所成，共建桑梓，实可旌、倬云先生招集挈领之所赐也。”
这批学生毕业后，有的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有的分别就读于西安、四川、云南诸大学，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均有建树。
父亲与刘汉先生交情甚厚，但在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分道扬镳。父亲毅然留下参加了傅作义、董其武二将军领导的绥远“九·一九”起义。刘汉先生只身去了台湾，二人从此音讯隔绝，互无往来。（张元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