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7日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牺牲70周年纪念日。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生于1896年，那时的中国国难深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蚕食、瓜分中国，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在清政府和随后军阀统治下，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父亲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在学生时代就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念头。1916—1919年（20—23岁）他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求学，“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学生运动的先驱，开始走上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1943年9月27日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47岁。
我是烈士的儿子，但是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实在非常短促。1933年春，我还不满5周岁，父亲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母亲也准备去中央苏区，为了避免子女的拖累，也为了子女有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把我送到外婆家抚养，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到父母了。因此，我对于父亲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是解放后听许多与父亲曾经共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的述说和阅读有限的档案资料。
但是，既然是父子关系，要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我还是想诉说一下在我和父亲短暂的、亲密的直接接触中，始终保留在我脑海中的稚嫩、依稀而终身不忘的记忆。这些记忆虽然有些琐碎，但却是我切身的感受和真情实感，是我终身的温馨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我幼年失去父母，因此80年来常常思念父母，特别是成年以后从理性上知道父母是特别值得怀念的人，而我能怀念的内容又是那么贫乏，对于未能与父母长期相处非常遗憾。因此将一些点点滴滴、客观上没有意义的“记忆”深深地保存在心中，这对我的心灵是一种特殊的抚慰。
我记得在家中，父亲常让我跨坐在他的膝上，面对面地和我说话，可惜说话的内容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和母亲常常会欢快地笑起来，大概是我的稚气引起的，这种情景应该称得上“其乐融融”吧！这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的记忆。至今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没有丝毫父亲对我发脾气、责骂等印象，但这并非我小时候特别乖巧、听话。后来我到外婆家，外婆对我的评价是“很有些淘气”。当小学生时多次受到罚站或教鞭打手心处罚，从来都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我手头有一本《回忆陈潭秋》，有董必武、陈云等40多位革命前辈撰写的回忆文章，凡讲到父亲的为人和与同志之间的交往，都说他对同志诚恳、热情、谦逊，对下级特别关心、爱护。在新疆工作时，大家送给他的外号是“老妈妈”。
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出门，印象较深的是乘坐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是在街边招手上车，车停下后，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双手插在我的肋下举我上车，我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父亲的动作向上一跃，表现一下我很“行”，因为父亲有时会说一声“哦！行呀！”我欣赏这种赞美。乘有轨电车时，车厢地面上扔有许多车票，我总要捡拾起一些，回到家中扮演售票员（在我稚嫩的心目中，整个车厢内售票员最有权威），让父母扮演乘客。当我捡拾地上的车票时，父亲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好啦！好啦！回家够你卖的了。”（现在想来，少捡一些，可以避开那些被弄脏了的车票。但父亲从未说过：“太脏了，不许捡。”）
我记得父亲常带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里有两个比我稍大的小朋友陪我玩耍，比在家里更开心，而且吃饭的时候，必定有美味的鸡蛋汤。解放后，在中央党校（后到中宣部）任职的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告诉我，当年是到他们家，那时我父亲任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主持办一个工人干部培训班，地点就在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家中（他们家住房较宽敞，能住下六七名学员），我父亲是主要的授课人。我们两家装扮成亲戚，我称呼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为“姑爹、姑妈”，每次去“姑妈”家，都是我先到门外大喊：“姑妈，姑妈，我来了！”“姑妈”就可以放心地开门，这成为联络暗号和安全信号。“姑爹”讲到这些事情时，笑着说：“你在年龄还不够当少先队员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恐怕是最年幼的儿童团员吧！”
解放后，我从许多革命前辈处听到一些父亲从事革命工作的事迹，在众多前辈对他的评价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评价。
1951年的暑假，我由武汉到北京，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开学前，去拜望周总理和邓妈妈。周总理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
周总理说：“潭秋同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对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最高评价），他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周总理的这个评价，父亲自己和曾经在新疆工作时的助手吉合也提到过，他说：“在我自己党的生活中间，比较突出的是走到哪里都是做善后工作。”从相关的文件档案中也能证实这一点，比如：1927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存在严重的问题，背离党的政治路线，组织涣散到几乎解体的地步，父亲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还有刘少奇、韩连会参加，当时称“潭少连”）去处理问题，纠正错误，改组党的机关，历时近2年，稳定了局面。其间，北方党组织的某几个负责人竟然声言要结果“潭少连”，可见矛盾之尖锐、工作之艰难和环境之险恶；1930年满洲省委的组织被破坏了，党中央派父亲前去收拾残局、重建党的组织，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有起色，不久在哈尔滨开会布置工作时被捕，狱中受尽折磨，健康受损，留下多种后遗症，“九一八”事变后被党营救出狱；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被苏维埃选举为粮食人民委员（部长）。那时已进入反“围剿”斗争的后期，在并不富裕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筹足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亟须的粮食，保障了红军坚持战斗和准备长征；红军开始长征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福建省党的工作，坚持闽西地区游击战争，在战斗中负伤；最后到新疆，也是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表现出摇摆的苗头的时候。
周总理说：“大革命时期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和潭秋同志有过较多直接和间接的接触，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有一段时间我们共同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周总理任组织部部长，我父亲任秘书。当时组织部全部工作人员不到10人，也没有副部长及以下的职位，秘书就是处理部务的主要工作人员），潭秋同志比我稍稍年长一些，他工作非常认真、稳重，我是很尊重他的。他为人谦逊、平易近人。”
周总理还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党也在成长过程中，不够成熟，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委屈，潭秋同志也难免受到一些，但他心怀坦荡，始终坚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党一心一意，从不动摇对革命的信念……他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他长眠在新疆，他是新疆各族人民心目中党的一面旗帜。”
周总理还教诲我说：“你要努力学习和工作，要继承父母的遗志，但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
全国解放后，我回到了党的怀抱，许多长辈向我谈起父亲的往事，其中一些记忆较深的片段，从理性上提高了我对父亲的认识。
父亲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慈祥、温情，但是父亲对敌斗争却是立场坚定，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的。
中共一大13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在他们中间，有毛泽东这样古今中外最杰出的军队统帅，但是却只有一个人和红军战士一起持枪殊死战斗，火线负过伤。那就是我的父亲。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中央苏区情况愈来愈坏。中央苏区分局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分路突围，跳到外线打游击。父亲和谭震林负责东路突围，目的是到闽西南去和邓子恢、张鼎丞等会合，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一天夜晚，因走漏风声，部队在一座山上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父亲为了掩护部队突围，率领一个警卫班坚守要津，引开敌人的火力，阻击敌人的进攻。战斗到最后，警卫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只剩下父亲一人。敌人逼近了，叫嚷着：“抓活的！”危急关头，父亲掏出随身携带的二三百块银元向山坡下撒了出去，敌人一见这么多大洋，拼命地去抢夺，甚至互相打斗起来，父亲乘机从另一个方向滚下山坡逃走。之后，一天深夜急行军中，在崖壁攀行时父亲一脚踏空，摔到深谷，左脚和右耳受重伤（耳廓基本缺失）。
1935年8月，父亲与陈云等同志一起，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笫七次代表大会。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正值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父亲担任了中国共青团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团的党的领导小组成员，隨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同时给共产国际创办的培养亚洲各国共产党人的“东方大学”的学员授课。1939年夏，父亲奉命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9月17日，投靠蒋介石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突然派特务包围了中共人员的驻地，声称盛督办请陈潭秋、毛泽民等5名主要干部去谈话。当时在新疆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流传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盛督办请谈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父亲知道，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于是，父亲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一个小的记事本交给自己的助手吉合，并说：“我可能被捕了，你赶快办两件事，第一，把这个本子立即交给刘平（张子意），并告诉他，我走后由他负责；第二，你马上设法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
其实，父亲早就察觉到盛世才“不可靠”，在1942年春，他组织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开展整风学习，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处境，特别强调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要求大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一次讲话中说：新疆天山瀚海，我们插翅难飞，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可能，每个同志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父亲也没有放弃安全撤退的希望，他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将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调回延安，以保存革命力量（当时通往延安的道路被极其反动的军阀马鸿逵、马步芳占据，中共人员只能搭乘偶然过境的小型飞机，因此尽了最大努力，只调回了少数几位同志）。有的同志劝他利用少数人可以回延安的机会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也有的同志认为他“目标大，承担的危险大”，应尽早脱身，都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还拟定了一份撤退（大部分撤退到苏联）名单，把100多位中共人员及家属分成三批：第一批是高级干部和党在新疆培养的军事技术骨干；第二批是在新疆养病和从延安到莫斯科往返路过暂时停留的；他自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则列在最后一批。然而，第一批人还没来得及撤退，盛世才就抢先下手了，把中共在新疆的10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虽然撤退计划未能实现，但这个名单见证了父亲先人后己、尽力保全同志的崇高革命风格。
中共人员被软禁期间，父亲认识到形势的险恶，认真思考了如何迎接未来更加严峻的考验。他对我的继母王韵雪说：“皖南事变和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认为苏联不行了，中共也靠不住了，便制造借口把我们逮捕起来，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进见礼’。从目前情况来看，男同志坐‘硬牢’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我们入狱，盛世才对你们女同志的处置有几种可能：一是仍让你们出去工作，你们是绝对不能去的；二是也可能将你们逮捕坐牢。如果这样，平时你没在外面工作过（王韵雪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秘书，对外不露面），绝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不能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你们如果被释放，一定要想方设法回延安去，将我们这里的情况报告党中央。”父亲还趁亲属出来放风的机会带信给软禁在其他地方的中共党员（软禁期间，非重要人员还可以找个借口，争取到一点点活动余地），叫他们一定不能留下，一定要回延安去！父亲的这些指示，给大家在狱中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1943年2月，父亲和毛泽民等人被投入了第二监狱。从仅存的几次“审讯”记录看，敌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逼迫父亲承认中共在新疆要搞“阴谋暴动”；二是逼迫父亲诋毁、诬陷苏联，表态反对苏联。敌人对父亲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让他站在烧红的炭渣上，用沾水的麻绳抽打他，打得昏过去，又用冷水泼醒，父亲的脚底板都烂了，浑身上下都是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就给父亲送来好吃的东西，有“马牌”香烟、佳肴等，父亲不吃不用，都扔到厕所里。盛世才还亲自打电话（临时拉上电话线）劝降父亲，父亲乘机对盛世才晓以大义，指出盛世才走上了完全错误而且十分危险的道路，希望他迷途知返，但盛世才冥顽不化。父亲最后大骂盛世才既愚蠢又狠毒，是个“狼种猪”，同时把电话机摔碎了，以示决绝，结果遭到一顿毒打。以后的事实证明，父亲对盛世才的下场判断非常准确。盛世才正式投靠蒋介石以后，首先被蒋介石剥夺了他在新疆的统治权，不久就以所谓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名义弹劾他在新疆犯下了种种罪行，最后盛世才将他在新疆多年搜刮的大量民脂民膏奉献给蒋家王朝而买下了一条命。
1943年9月27日，父亲和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很多革命前辈都说，潭秋同志“资格那么老”，却一点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特别关心和爱护干部。
荆振昌同志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返回延安之前，父亲送行时把自己的皮帽子摘下来，给荆振昌戴上，以防途中寒冷；陈茵素同志由迪化赴库车工作时，父亲说天气冷，给了她一条毛裤；郑瑛同志回延安时，父亲把自己的一床花格子毛毯送给她御寒。这样的事例很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感激地说，父亲像个慈祥的母亲。在福建工作时，见刘英穿着单薄便将自己的棉袄送给她，这对刘英同志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起了重大的作用，刘英同志到延安后还穿着它。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来之不易的，更可贵的是这体现了高尚的革命情谊。
父亲是一个非常温和谦虚的人。他给我取的乳名叫“平平”，给我弟弟取名“纤纤”，就是“平淡、平和、细小、微不足道”的意思，给儿子起个小名都那么谦虚、低调，这就是父亲！出身书生但没有迂腐之气；胸怀革命大志、有较高的革命理论素养但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对同志、朋友、家人温文尔雅、爱护备至，对敌人敢于怒骂斥责、敢于持枪上火线（身居领导高位，亲率警卫班阻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为革命为人民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作者陈鹄，陈潭秋之子，湖北黄冈人，1928年5月出生。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