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 灏
对深圳的感情众所周知无时无刻不牵挂
习仲勋同志是我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和他最早的接触是1979年，他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作为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成员，跟随谷牧同志到广东，参与起草《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他第一次有正面的接触，对他大刀阔斧改革、拼命忘我工作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阶段，习仲勋同志1980年调往北京，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也与他有工作接触，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难以忘记。
第三阶段，1985-1993年我到深圳主持工作这段时间。深圳经济特区这粒他亲自播下去的种子，在上世纪80年代茁壮成长，习仲勋同志对深圳的感情众所周知，无时无刻不牵挂深圳。1987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来深圳，继续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出谋划策，推动了深圳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对广东冲出一条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作用
在南下广东之前，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时他的几次发言。当时中央高度集中的体制管得太死，地方干事很难，很多事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地过，最后就拖没了。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中央给地方放权。中央领导很重视习仲勋同志的提议，很快就委派谷牧来广东、福建协助起草文件。习仲勋同志的发言对广东冲出一条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作用。
客观说，如果没有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那么尖锐、鲜明地提出放权，广东还会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深切感到高度集中的体制非改不可了，但具体怎么改，谁也没有具体的方向。到1977年、1978年中央派出的一系列出国考察团，当时谷牧同志率领的西欧五国出访团很引人注目，我是随员之一。谷牧向中央领导汇报，领导层已经有共识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发展经济。但是突破口在哪里，习仲勋同志尖锐的发言给了领导启示，广东就是突破口，这一点习仲勋同志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使扩大地方自主权这一共识从理论探讨变成了可以在广东操作的实际行动。
1979年5月，谷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来到广东，帮助广东省委起草文件，我也是工作组成员。按照谷牧和习仲勋的指示，起草小组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研究，6月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广东的工作结束后，工作组马不停蹄到了福建，也帮助福建起草文件。这两个报告同时上报中央，到7月中央批准这两个报告，这就是中央50号文件。这件事情在改革开放历史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广东、福建两省改革开放历史上更是值得浓墨重彩、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50号文件有三点值得总结：一是财政包干，给了广东财政权；二是扩大对外活动的自主权，给了广东外贸权；三是试办出口特区。我认为习仲勋同志争取到的优惠政策对广东在全国先行一步影响重大，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广东的先行一步，也就没有后来广东的辉煌成就。
特区发展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习老的心
1985年后，我主持深圳工作，习仲勋同志几乎每年都来深圳，我都要向他汇报工作。特区发展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心，他由衷地为深圳的发展感到高兴。
1987年2月11日至16日，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看到特区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时，他非常高兴地说：以前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这个地方一片荒凉，边境人员外流很多。现在，到处生机勃勃，深圳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这些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带来的成果。现在特区还只是初具规模，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
1988年12月，习仲勋同志到深圳视察。习老听完汇报后很高兴地说，现在的深圳是生机勃勃、热火朝天向前发展，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他语重心长地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1989年12月，习老再次视察深圳，这年习老是在广东过的春节。1990年1月6日，还特别会见了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他希望杨振宁继续关心和支持祖国和深圳特区的建设，还动员杨振宁做深圳市政府的顾问：“你是不是做深圳市政府高参，做李灏书记的顾问啊？”杨振宁回答：“是。习老您德高望重，我应该向您学习您的爱国心。”
1990年，习老又来到深圳。这次他动情地说：“以后我就要呆在深圳了，深圳恢复了我的健康，深圳就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这话他不止一次说过，可见他对深圳的厚爱。
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对外传递了坚定走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号。习老感到非常高兴，特意找了我们谈话。他说，现在小平同志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之路，你们有了“尚方宝剑”，要大胆解放思想，坚定地走下去。
利用特殊关系为对台工作牵线搭桥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习仲勋同志1988年12月来深圳，利用他的特殊关系，为对台工作牵线搭桥，这是官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的。随后的1989年、1990年来深圳继续跟进此事，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12月14日，我陪同习老会见美籍华人沈新平，他是习仲勋和陈建中的中间人。陈建中当时任台湾“国民大会宪政委员会秘书长”，和习仲勋都是陕西省富平县人，而且是同学。这次习仲勋正式会见沈新平，就是要他赴台向陈建中传递讯息。
1990年12月，习老再次来到深圳。20日，陈建中的儿子陈习金看望了习老。
1991年7月5日，习老再次来到深圳，与我商量接待陈建中的事情。7月27日，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陈建中，随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接见了陈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