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叶晓滨 任 琦
1998年10月15日，习仲勋86岁生日时，在深圳迎宾馆兰园。 孟发国 摄
秋日阳光里，深圳兰园里的一棵榕树，高大挺拔，浓荫如盖。
2000年3月，长住深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东改革开放的重要奠基人习仲勋同志，在这里与家人一起亲手种下的那株小树苗，如今已是根深叶茂，郁郁葱葱。
一如这棵榕树，深圳经济特区已由35年前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如今闻名遐迩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从1978年受命主政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一手推动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到调任中央后，以坚定的改革信念，倾力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再到晚年，怀着期待与挚爱，长居深圳、守望特区……习仲勋与深圳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
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百年的日子。饮水思源，感恩长存。此时此刻，深圳的干部群众深切怀念他老人家，真情追忆他与这座城市、这片热土的不舍深情，永远铭记他的历史功绩。
奋力开拓
主导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习仲勋的一生，与两个特区紧密相关：一个是他早年参与创建的陕甘边特区，一个是他力主建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
1978年7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之后，首次到基层考察，来到深圳——当时的宝安县。当时的宝安，正处在偷渡逃港的风口浪尖上。逃港是一个延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深圳市史志办研究人员王硕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习仲勋一行轻车简从，几个人挤在一台小面包车内，先后深入沙头角、罗芳、莲塘、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和渔一大队等处调研，足迹几乎踏遍如今的市区范围。
所见所闻令习仲勋忧心忡忡。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和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外逃？”习仲勋问。
“香港比内地好嘛！”当时的福永镇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毫不讳言。
愈演愈烈的偷渡外逃现象令习仲勋焦急，但他同样不忍群众蒙受痛苦。
“那一年到宝安县时，在今天的大剧院一带，看到一车一车的人被抓起来，我心里痛啊！我们要做的是搞好建设，让河对岸的人来我们这边才好！”曾长期在习仲勋身边服务的深圳市接待办原副主任张国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忆起谈起习老晚年曾这样对他提起那段令人沉重的历史。
“习仲勋通过这次调研，开始深入思考、谋划如何推动粤港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也推动了后来经济特区的创建进程。”王硕说。
随后，习仲勋派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当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
“1979年4月，仲勋同志和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大胆直言，郑重提出希望中央放点权给广东，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这样忆述当年习仲勋的眼光与谋略。
广东省委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赞许和支持。之后，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讲了国人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数年后调任深圳主持工作的李灏，当时还在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工作，他告诉记者，习仲勋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几次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客观说，如果没有习仲勋同志那么尖锐地、鲜明地提出放权，广东还会徘徊不前。他使扩大地方自主权这一共识从理论探讨变成了可以在广东操作的实际行动。”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在习仲勋力主下要来“先行一步”“尚方宝剑”的广东，从此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鼎力支持
“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我记得好清楚！1987年2月14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中巴车来到村委大楼旁的榕树下。
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慈祥、着深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走下车来。是习老！村里人一下把他围住了，他满脸笑容地和大家握手，足足用了20多分钟，才走到村委3楼会议室。”
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向记者描述彼时情景时，依然激动难抑，仿若就在昨天。
这是习仲勋奉调中央、阔别广东6年多后，第一次踏上南国热土，首站视察深圳的情形。
王硕向记者展示了大量史料，“习仲勋1980年调任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其间，他始终心系深圳特区，多次南下视察，有力支持、领导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
1987年2月的南粤之行，让习仲勋感慨万千。蛇口工业区和港口蓬勃兴旺，沙头角“中英街”欣欣向荣，南岭村变成了漂亮的小城镇……
在去南岭村之前，习仲勋对陪同人员说，你们不要给我指了，我随便看，走到哪家算哪家。“习老非常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实情。”张国英告诉记者，南岭村早年是逃港的重灾区，但那一次，习老走访了三四户村民家庭，看到一家比一家好，以前外流的人都回来了。“特区的发展让老人家很高兴，带着这份欣慰，他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欢声笑语。”
后来，习仲勋在其所作《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描述此行所见：“深圳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我离京前曾向中央报告，这次去广东的目的是一看二听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条‘四学习’。因为这里的确有许多新事物、新经验值得学习，是过去都没有想到的。办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深圳特区报》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习仲勋数次来深视察的一些片段。其中，一篇报道生动地写道：1988年2月，习仲勋在深圳与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吃团年饭，鼓励大家：“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在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改革开放史”展区，陈列着不少当年习仲勋视察特区留下的影像。记者看到，一张摄于1988年的照片中，习老满脸笑容，举起双手拍掌，身边的陪同人员、工作人员同样笑容灿烂。他们身后，是一个忙碌的建筑工地，吊斗正在工作。
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史研究部副主任付莹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改革遇到了阻力，一时非议漫天，但习仲勋力挺特区，多次前来视察，充分肯定特区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为深圳卸包袱，“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
这些话，是对特区建设者们最温暖的鼓励。
“习仲勋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他思想解放，善于学习，与时俱进，眼光超前。他实事求是，作风民主，心怀群众，敢挑重担。”王硕向记者分析，正是因为这种特质，习仲勋从未对改革有过怀疑，他坚决支持深圳大胆地试，并为深圳大力鼓与呼。
王硕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珍贵的题词，上面写着三行遒劲的大字：“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努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原来，这是1984年习仲勋接受香港报人关诺采访，欣然题词向港人宣传深圳的发展。王硕说，习仲勋在多个场合强调，“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深情守望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习老很早就对我说，他退下来以后，要到深圳来安家。我说，好啊，您来了，就是我们的大家长，是特区的依靠！”李灏向记者回忆，习仲勋曾深情地表示，“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兰园是习老晚年的住所。金秋10月，小楼掩映在一片葱茏之中，门前小水池蓄着一汪碧绿，几条锦鲤活泼地游来游去。
“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返回北京，除短暂停留珠海外，习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零20天。习老虽然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但和蔼可亲，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敬仰他，与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我一天天算出来的。”曾长期在习老身边服务、现任深圳市接待办调研员的孟发国，满怀感情地告诉本报记者。
《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生动记载着这样一幅场景：1978年4月6日，习仲勋到达广东第二天，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讲话。他真挚地说，自己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一言九鼎。直到晚年，习仲勋一直在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无数心血与汗水的南粤大地、特区热土。
张国英告诉记者，与习老相处十多年，深深体会到他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呵护。他每次会见客人，“不论与谁见面，老人家必提一句话，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
就像兰园那棵亲手栽种的榕树，习仲勋精心呵护着深圳特区这一棵“小苗”。
1990年8月，习仲勋兴致勃勃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庆祝大会。他手书“坚持改革开放，办好经济特区”12个大字，寄语正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特区。
习仲勋多次讲，深圳的立法问题，一定要走在全国前面。深圳是特区，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也可以在立法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深圳特区立法问题的解决，就与他的关心和推动分不开。
1990年12月，深圳市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习仲勋亲自出席大会。第一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深情回忆，“深圳市人大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习仲勋和阿沛·阿旺晋美两位副委员长都来了，这对我们深圳确实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当时，全场起立，欢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一年多后，1992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特区的腾飞从此插上了法制的翅膀。
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后，对外传递了坚定走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号。习老特别激动，他请来深圳市的主要领导，鼓励他们说，现在你们有了“尚方宝剑”，要大胆解放思想，坚定地走下去。
2000年11月，深圳举行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典，习仲勋不顾87岁高龄，欣然前往。
真情感恩
深圳人民永远怀念您
“兰园的榕树长得多好啊！习老种树，后人乘凉。”深圳市接待办原副主任林慧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讲述了兰园那棵榕树寄托的深情。
当时，深圳每年春天会举行植树节活动，习老也很想参加活动，亲手为深圳添绿。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工作人员建议他不要外出，让他深感遗憾。“于是，我们想到，就请习老在自己所住的兰园内，种一棵树。但种什么树，一时还没考虑好。”
后来，林慧恒与同事挑选了一棵长势良好的榕树苗，“就种榕树！ 这是南方特有的树种，生命力非常强。”
2000年3月12日，习仲勋和家人一起亲手种下那棵榕树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加了当天深圳的植树节活动。“习老对我说，他也要扎根深圳。”张国英无限怀念地告诉记者。
1987年、1988年、1990年，习仲勋3次到南岭村视察，与张伟基结下深厚情谊。采访中，张伟基朴实的言语透着对习老的无限怀念，“他不像是中央大首长，就像是个亲切的老前辈。”晚年在深定居后，习仲勋曾几次请张伟基去兰园，询问村里的情况，让他告诉乡亲们，坚定信念，做好工作。“2001年，我去见习老，他当时卧病在床，却还提醒我注意身体。当时，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习仲勋关心深圳下一代的成长。1997年，深圳中学50年校庆，他欣然题词，并经常向该校高级教师韩秀媛了解学生们的情况。韩秀媛回忆说，“他常说，深圳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抓好基础教育非常重要。”
习仲勋心中分量最重的，是人民群众。“一次，习老用餐时不小心将一小团米饭掉到了地上，他俯下腰将饭捡了起来，眼见要放进嘴里时，一位服务员出于关心，试图阻止他。当时，习老抬起头，看了服务员一眼，然后坚持把那一小团米饭吃了下去。事后，他教育我们，每一粒米、每一根菜，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要体会他们的不易，就要珍惜每一点收成。”张国英说，“老人家还经常提醒我，不论是接待哪里来的客人，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因为怕寒酸就求多，浪费最可耻，最对不起老百姓。”
习仲勋以长辈的慈爱，关心着身边工作人员。张国英感慨地说，习老对工作人员非常有感情，“有一年，我的老父亲从甘肃农村来深圳探亲。习老得知后，还亲自与夫人齐心大姐一起到我家来，找我父亲叙话家常。”
2002年春节，工作人员为他和夫人齐心做了一身暗红色的古朴庄重的唐装，又在小楼周围种上新的花草。南国冬日依然鲜花盛放，兰园的榕树绿意盎然，晚辈和工作人员向他送上新年的祝福，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当年4月17日，习仲勋离别深圳，前往北京。一个多月后，这位一直关心、支持、呵护深圳经济特区成长的老人，在北京与世长辞。
春风化雨赋新篇，枝枝叶叶总关情。在习老百年诞辰之际，深圳的干部群众心怀感恩，更加深情地怀念他，更加深切地缅怀他。
深圳经济特区一定会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续写新的辉煌。
专家点评
可贵的“三重超越”
回忆习仲勋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和建设发展的历程，我个人理解，至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三重超越”。
第一重超越，是习仲勋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提出广东率先探路，而率先探路要取得成功，必须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超越当时的政策和管理模式。1978年春至1980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到过深圳多次。他从如何解决逃港事件入手，落脚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所以，习仲勋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第一重超越，就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勇敢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二重超越，是1987年春，习仲勋在广东调研后于1987年3月29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他用了非常简单的两个字“学习”，充分表达了他对深圳经济特区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态度。他在报告里说，“我离京前曾向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报告，这次去广东的目的是一看，二听，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条‘四学习’。因为那里的确有许多新事物、新经验值得学习，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办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实践证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习仲勋对深圳的这种评价，超越了对一个地区所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表明了更加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希望全党、全国更加认准党中央和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希望全国各地能够“学习”推广改革开放的“新事物、新经验”。
第三重超越，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生活近12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我退居二线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智慧老人，在用自己特有的一种方式，坚定不移地站在支持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所以，这一次是习仲勋超越了对某个地方的感情、超越了对自己砥砺奋进一生的荣辱关切，坚定不移地与改革开放事业凝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坚定的信念、无尽的担当和高超的智慧，是尤其值得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