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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两当兵变

李东朗

2013年10月15日16:31   来源:甘肃日报

原标题:习仲勋与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动的一次著名兵变,它和习仲勋紧密相关。习仲勋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两年多,在兵变的准备、筹划和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贡献突出。

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

1930年春,刚过16周岁的习仲勋进入国民党王德修部开展兵运工作。其时,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比较沉寂:既没有发展党员,也没有建立党组织,甚至没有什么士兵活动。习仲勋到达后,迅速和在该部的中共党员建立组织联系,研究成立党的组织,提出“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兵运方针,并确定了兵运工作方式和重点,具体内容是:“发展士兵党员,建立连里支部”;“所有党员,不任连以上的职务”;“以该旅孙团(团长孙英轩)二营为基础开展工作”。由此而启动了王德修部大规模的兵运工作。

随即,习仲勋全力开展兵运工作。

第一,广泛联络士兵。习仲勋非常注意和士兵的关系。他利用同乡同里同学等关系,在军营广交朋友。1930年夏秋,习仲勋担任了二连特务长,其职责是管理后勤伙食和机动勤务,他利用这个职务上的便利,广泛结交士兵和下级军官,通过人际关系灌输革命的思想。他还利用结拜“金兰”的方式开展工作,先后和驻地居民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骡马店主人王子轩等结拜。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王子轩、刘希贤等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第二,发动士兵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王德修部是在饥馑年代的“杂牌军”,士兵待遇很差。针对士兵的困苦状况,习仲勋等就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等口号,发动士兵向长官算伙食账、服装军械账,要求公开账目;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特别是,习仲勋等在军阀战争中,先是提出反对战争的口号,当战争发生后又提出“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反对压迫杂牌军、平等待遇等口号。这些主张和口号,符合士兵利益,因此加深了士兵对习仲勋等的认同和信任。

第三,用行动影响和争取士兵。习仲勋建议营长王德修整顿军纪,惩罚抢掠民物、殴打农民的肇事士兵;为防止军纪败坏的陕军顾鼎新部祸害当地百姓,习仲勋等以张贴“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标语的形式,告诫顾鼎新约束士兵;凤县恶霸地主龙文明抢夺卖菜老汉的蔬菜,并仗势欺人逼迫老汉缴纳10块大洋的税款,习仲勋以军人身份阻止了恶霸的不法行径。诸如此类的行动,维护群众利益,敢作敢为,彰显了公平、正义和担当的精神,引发广大士兵对习仲勋的赞誉、信服和追从。

第四,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在与士兵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上,习仲勋等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他们以谈话、散发传单、开秘密会等方式向士兵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阀对贫苦农民和穷苦士兵剥削和压迫的种种罪行;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面目;宣传不要迷信命运,开展斗争,做自己的真正主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路线、政策和革命业绩等,启发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

关键时期担任营委书记

在习仲勋和他的战友的努力下,党在王德修部的兵运工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联络士兵、交友、发展党员——然后朋友结交朋友,党员发展党员——朋友范围更大、人数越来越多;许多人靠拢党组织、先进分子入党。经过习仲勋和其他党员的努力工作,在两当兵变前,“党的组织在二团一营内各连都有支部,人数三十余人,成分有下级官长七、八人,其余都是士兵,成立营委领导工作。群众组织有兄弟团,各连都有,人数一连有二十余人。”3个连的排长、班长大部是共产党员,其他非中共党员者也大都是革命的同情者。

在这个过程中,习仲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其卓越表现和非凡才华,在1931年冬担任了党在该营的营委书记。这个职位,实际上是对习仲勋前一段兵运工作的一个总结,是对他在兵运中发挥的作用的肯定,是对他的党性、智慧、能力和人望的肯定。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其时正值王德修部兵运工作的关键时期,工作局面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该部已被陕西省委列为兵运工作的重点,兵运即将进入最后收官的阶段。二是,营委书记是一个关系继续开拓其局面、争取兵运目标实现的重要岗位,是搞好该营兵运的关键环节。概括地说,习仲勋是在关键时期被推上关键岗位的。

成功组织兵变

1932年春,王德修部的兵运面临了新的情况。一是,王德修营将要调防甘肃的徽县、成县。该部士兵大都是乾县、礼泉、彬县等地人,西迁凤翔已经普遍存有思归家乡的情绪,并且因为待遇低劣、生活困苦而“怨气很大”,此时对越走越远,抵触情绪很大,“士兵的情绪甚是沸腾”。二是,统辖该营的团长曹润华“是个反动老军人”,他把该营4个连长中撤换了3个,安插亲信接任;把该营主力——机枪连解散重组,另行成立了他的亲信把控的机枪连。这是一种反动压迫,且一步步进逼,将严重威胁兵运工作。

有鉴于此,习仲勋为首的营委“即积极准备哗变。”在请示陕西省委并得到批准后,习仲勋就筹划兵变的具体问题,主持召开营委会议,研究决定:(一)在开往徽县,经过两当县城宿营时举事;(二)由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负责制定兵变后的行军路线。并对细节如刘林圃如何隐蔽住宿以确保安全,行军中他如何与营委保持联系等,都做了布置。

1932年4月1日当晚,在该营移防到达两当县城后,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兵变的行动方案,确定了兵变总指挥、兵变时间、各连兵变任务和负责人等。

按照营委决定,王德修部“遂于当晚12点举行兵变。”

由于筹划得当,兵变进行得比较顺利,除机枪连因枪声有了戒备、未能达成解除其武装的目标外,其他3个连都顺利拉了出来。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翻墙逃入山中。

两当兵变取得了成功(不能因为后来部队被打散而否定其成功),这是习仲勋等艰苦兵运的结果,是兵变时机选择正确、部署得当的结果。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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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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