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动的一次著名兵变，它和习仲勋紧密相关。习仲勋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两年多，在兵变的准备、筹划和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贡献突出。

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

1930年春，刚过16周岁的习仲勋进入国民党王德修部开展兵运工作。其时，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比较沉寂：既没有发展党员，也没有建立党组织，甚至没有什么士兵活动。习仲勋到达后，迅速和在该部的中共党员建立组织联系，研究成立党的组织，提出“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兵运方针，并确定了兵运工作方式和重点，具体内容是：“发展士兵党员，建立连里支部”；“所有党员，不任连以上的职务”；“以该旅孙团（团长孙英轩）二营为基础开展工作”。由此而启动了王德修部大规模的兵运工作。

随即，习仲勋全力开展兵运工作。

第一，广泛联络士兵。习仲勋非常注意和士兵的关系。他利用同乡同里同学等关系，在军营广交朋友。1930年夏秋，习仲勋担任了二连特务长，其职责是管理后勤伙食和机动勤务，他利用这个职务上的便利，广泛结交士兵和下级军官，通过人际关系灌输革命的思想。他还利用结拜“金兰”的方式开展工作，先后和驻地居民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骡马店主人王子轩等结拜。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王子轩、刘希贤等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第二，发动士兵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王德修部是在饥馑年代的“杂牌军”，士兵待遇很差。针对士兵的困苦状况，习仲勋等就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等口号，发动士兵向长官算伙食账、服装军械账，要求公开账目；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特别是，习仲勋等在军阀战争中，先是提出反对战争的口号，当战争发生后又提出“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反对压迫杂牌军、平等待遇等口号。这些主张和口号，符合士兵利益，因此加深了士兵对习仲勋等的认同和信任。

第三，用行动影响和争取士兵。习仲勋建议营长王德修整顿军纪，惩罚抢掠民物、殴打农民的肇事士兵；为防止军纪败坏的陕军顾鼎新部祸害当地百姓，习仲勋等以张贴“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标语的形式，告诫顾鼎新约束士兵；凤县恶霸地主龙文明抢夺卖菜老汉的蔬菜，并仗势欺人逼迫老汉缴纳10块大洋的税款，习仲勋以军人身份阻止了恶霸的不法行径。诸如此类的行动，维护群众利益，敢作敢为，彰显了公平、正义和担当的精神，引发广大士兵对习仲勋的赞誉、信服和追从。

第四，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在与士兵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上，习仲勋等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他们以谈话、散发传单、开秘密会等方式向士兵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阀对贫苦农民和穷苦士兵剥削和压迫的种种罪行；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面目；宣传不要迷信命运，开展斗争，做自己的真正主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路线、政策和革命业绩等，启发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

关键时期担任营委书记

在习仲勋和他的战友的努力下，党在王德修部的兵运工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联络士兵、交友、发展党员——然后朋友结交朋友，党员发展党员——朋友范围更大、人数越来越多；许多人靠拢党组织、先进分子入党。经过习仲勋和其他党员的努力工作，在两当兵变前，“党的组织在二团一营内各连都有支部，人数三十余人，成分有下级官长七、八人，其余都是士兵，成立营委领导工作。群众组织有兄弟团，各连都有，人数一连有二十余人。”3个连的排长、班长大部是共产党员，其他非中共党员者也大都是革命的同情者。

在这个过程中，习仲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其卓越表现和非凡才华，在1931年冬担任了党在该营的营委书记。这个职位，实际上是对习仲勋前一段兵运工作的一个总结，是对他在兵运中发挥的作用的肯定，是对他的党性、智慧、能力和人望的肯定。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其时正值王德修部兵运工作的关键时期，工作局面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该部已被陕西省委列为兵运工作的重点，兵运即将进入最后收官的阶段。二是，营委书记是一个关系继续开拓其局面、争取兵运目标实现的重要岗位，是搞好该营兵运的关键环节。概括地说，习仲勋是在关键时期被推上关键岗位的。

成功组织兵变

1932年春，王德修部的兵运面临了新的情况。一是，王德修营将要调防甘肃的徽县、成县。该部士兵大都是乾县、礼泉、彬县等地人，西迁凤翔已经普遍存有思归家乡的情绪，并且因为待遇低劣、生活困苦而“怨气很大”，此时对越走越远，抵触情绪很大，“士兵的情绪甚是沸腾”。二是，统辖该营的团长曹润华“是个反动老军人”，他把该营4个连长中撤换了3个，安插亲信接任；把该营主力——机枪连解散重组，另行成立了他的亲信把控的机枪连。这是一种反动压迫，且一步步进逼，将严重威胁兵运工作。

有鉴于此，习仲勋为首的营委“即积极准备哗变。”在请示陕西省委并得到批准后，习仲勋就筹划兵变的具体问题，主持召开营委会议，研究决定：（一）在开往徽县，经过两当县城宿营时举事；（二）由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负责制定兵变后的行军路线。并对细节如刘林圃如何隐蔽住宿以确保安全，行军中他如何与营委保持联系等，都做了布置。

1932年4月1日当晚，在该营移防到达两当县城后，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兵变的行动方案，确定了兵变总指挥、兵变时间、各连兵变任务和负责人等。

按照营委决定，王德修部“遂于当晚12点举行兵变。”

由于筹划得当，兵变进行得比较顺利，除机枪连因枪声有了戒备、未能达成解除其武装的目标外，其他3个连都顺利拉了出来。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翻墙逃入山中。

两当兵变取得了成功（不能因为后来部队被打散而否定其成功），这是习仲勋等艰苦兵运的结果，是兵变时机选择正确、部署得当的结果。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