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之后，出版《鲁迅全集》便成为中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更迫切需要《鲁迅全集》这样的精神食粮来唤起民众，支撑抗战。

　　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

　　鲁迅与世长辞后，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1937年4月，她先将鲁迅1934－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接着，她就开始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宜。

　　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指出:“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文汇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狮的力量吧。”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也在《鲁迅全集》编印出版启事中说明:“编印出版《鲁迅全集》，其目的在于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

　　许广平心里清楚，鲁迅生前也曾有汇集、整理和出版全集的想法，并亲自手订有两份著述目录，一是分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的总目，一是分为10部的总目。然而，要想出版《鲁迅全集》谈何容易。当时，国民党对新闻出版控制非常严格，出版个人全集要报批，特别是鲁迅的一些作品集属于当局查封的重要对象，所以国民党内政部迟迟没有答应出版《鲁迅全集》。鲁迅逝世后第九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称，刊印《鲁迅全集》当“有政治关系”，“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

　　鲁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陆新村，因鲁迅去世后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手稿，为防止国民党派人来搜查，许广平在青年作家萧军的帮助下悄悄搬了家，将鲁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然后将其隐藏在厨房墙角煤堆里。上海沦陷后，鲁迅手稿的安全更是受到严重的威胁，无论是被国民党特务、还是日本鬼子搜去，都是无法弥补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尽快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

　　出版计划最初受挫

　　为了尽快出版《鲁迅全集》，1937年初，在许广平和好友许寿裳、台静农、胡愈之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为主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

　　鲁迅的作品以前大多是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但由于此前北新书局曾因版税纠纷与鲁迅对簿过公堂，此次出版《鲁迅全集》显然结果难料。

　　根据这种情况，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便希望其时中国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来促成此事。因蔡元培先生是鲁迅的好友和老乡，所以许广平特请蔡元培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接洽、推荐，又请马裕藻、许寿裳两人通过胡适转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帮忙。此前鲁迅曾撰文“骂”过胡适，但胡适先生并没有计较，忙写好一封亲笔信，请王云五先生全力帮此大忙。

　　许广平拿到胡适写给王云五总经理的亲笔信后，便匆匆找王云五总经理商谈，王云五是胡适交往圈中的重要成员，见信如见人，当即表示“极愿尽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订约，进行全集付梓”。当时计划将鲁迅的全部文字分为10册，采取精装本、普及本两种版式出版，并表示“在稿件交出后四个月或六个月内，即可出书”，对许广平要求“影印及排印二部亦完全同意”。

　　然而，由于北新书局还有心出版《集外集拾遗》《鲁迅书信集》(普及本)等，并对出版《鲁迅全集》也顾盼有意，所以拒绝让出鲁迅著作的版权，使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泡汤了。

　　此后，蔡元培先生亲自致函商务印书馆要求订立出版契约，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复函同意出版。最后因抗日战争爆发，《鲁迅全集》出版计划受挫。

　　第一部《鲁迅全集》艰难问世

　　为了尽快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在环境险恶、经济拮据、出版发行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办起了名为“复社”的出版机构，用来出版《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他还考虑到当时政治条件下，《鲁迅全集》的出版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扰，便想到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题写《鲁迅全集》的书名，当局就不敢对这部书怎么样了。

　　1938年4月，胡愈之由上海去香港，向“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正、副主席蔡元培和宋庆龄报告《鲁迅全集》的出版计划。蔡元培即席挥毫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大字，6月1日前还写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和《鲁迅先生全集序》。蔡元培在序中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之祖。胡愈之这一“招”果真灵，凭蔡元培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声望，避免了当局的干扰。许广平也为《鲁迅全集》写了题跋。

　　如何解决出书资金不足问题？胡愈之又想出了一个办法:除了普通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需预付100元一套的精制纪念本。靠这笔预付款来印行《鲁迅全集》普通本和纪念本。在胡愈之、茅盾、巴金、沈钧儒、陶行知的热心号召下，先后收到来自祖国内地及南洋、美国一些爱国人士和华侨的多笔购书定金，终于解决了出版的资金难题。

　　当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仍很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可一听说要出版《鲁迅全集》，他们热情很高，主动降低收费。在鲁迅亲友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从1938年4月开始，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上海，仅用不到4个月时间就将600万字、20卷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其中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丙种本为普通的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非卖品。甲种纪念本售价50元。普及本的开本与正文和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脊精装，正文用新闻纸印刷，售价为8元。由于普及本是通过预订的方式发售的，定价8元属价廉物美，其时许多新文学作家都预订购买了普及本的《鲁迅全集》，以示学习和纪念，无意间也收藏了一种珍贵的新文学版本。

　　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鲁迅全集》正式发行，正如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所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这奇迹的创造，除百数十位学者文人以及工友为全集挥毫、排校外，也得力于鲁迅的多位好友与复社同仁的百般努力。如果没有胡愈之的奇谋和努力，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在短期内顺利出版20卷的《鲁迅全集》呢！《鲁迅全集》的出版，达到了“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之目的。许广平、蔡元培、胡适、胡愈之等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