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曲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时间之久的历史根源，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改革开放，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不仅是政治学、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
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多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样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
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指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
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
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制造了全国混乱局面。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形势和政治气氛”，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文化大革命”初期刚刚到西南局工作，当时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
在回顾“文化大革命”初期至中共九大前后的经历时，田纪云说：
1966年初春节过后，我到中共西南局财政办公室报到。对财政金融工作，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很快进入角色。我和处长侯千之本来就是熟人，工作配合默契。但工作尚未展开，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贵州省财政厅的造反派揪回贵州批斗、陪斗(陪省委书记周林接受批斗)。我在贵州接受批斗期间，住在贵州省交际处的招待所，交际处处长恰好是同我一起渡江南下的老战友朱金城。他对我非常关照，让我住单间，伙食也很好。
大概不到一个月，贵州“文化大革命”重点已转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顾不上批我了。贵州财政厅一个造反派头头(原为总务科科长)对我说，你滚吧，顾不上批你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朱处长知道后马上给我买了第二天回成都的飞机票。他说，你赶快走，这些造反派没准，说变就变。
回到西南局数月后，贵州财政厅的造反派又来揪我，西南局的造反派又不同意了。在西南局，我算个小干部，抓“走资派”轮不上我，于是我和大家一起整天“斗私批修”，学“老三篇”，继而根据林彪的一号令下放设在四川汶川县的
“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我们的任务是修马路，半天学习，半天砸石头，拉板板车，干了一年多，身体锻炼得结实了。
1969年，中共西南局被撤销，1970年我被分配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文化大革命”时期，“精简”机构，省、市的厅、局都改称“组”。例如：四川省财政厅、外贸厅等合并在一起，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引者注）经营管理组当副组长(组长是“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干部)，我主要负责商业、外贸和对私营企业改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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