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来
图:王朝闻
1996年2月，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方篆刻，名曰《夕不甘死》。其中意义，我曾捉摸良久。我与先生有过交往，缘由始于一本书。那是30年前的事儿。
1983年，中国文联创建出版公司，我应邀加入这个团队，负责理论图书的编辑。我经手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王朝闻先生的美学著作《了然于心》。此书是王先生的第13部论著，于他是辉煌中之一烛，于我却是陌生途程中的第一步——由报纸编辑改做图书编辑。
先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家，木刻、速写、连环画和雕刻，都有过成功的实践，雕塑成就尤其卓越，他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的大型毛泽东浮雕像、为《毛泽东选集》封面创作的浮雕头像以及圆雕《刘胡兰像》，都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以一个实践家的身份，走到了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来。此前他已出版了《新艺术创作论》、《面向生活》、《一以当十》、《喜闻乐见》、《不到顶点》和《审美敏感》等十几部著作，成为享誉全国的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
《了然于心》一书，收集了先生于1981年至1983年写的文章，是他的理论体系阐发到极致并处于完善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他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美有多样性的主张、“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关系学”的看法等，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发挥。他的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反对空谈的理论风格，对作品赏析精微、评论透辟的文风，在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先生谦谦君子，为文如为人:文章大气，却无霸气；表达不同见解，却无伐异之态；言语平和，满怀善良。审读此书，就是领略学问，感受亲切，因而也是一种审美享受。也可以这样说，它把我这样一个图书编辑的新手，引进到一个充满兴味的殿堂。
先生应约把书稿交给我们时，已是75岁的老人。我对他当然是毕恭毕敬，满怀崇敬之情。王先生在交稿后的3个月里，先后给我写过六七封信，我从这些来信里，又看到了一个严谨周密而又极端负责的学者风貌。他对书稿十分认真，不厌其详地推敲和修改，是我此后接触的作者中最尽责的一位。他的出发点是对社会负责，生怕误了读者。他来信的内容，或是征询意见，或是要求撤换文章，乃至修改图片说明等，都是为了免出差错，保证质量。
其中一封谈及插图:“关于插图等事，等封面设计好后再商量，而且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用多少，怎样插法？”毫无疑问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无论内容的需要，还是版式的安排，他都会有很好的审美考虑，用不着我多嘴。但他的商量口气、征询态度，一下子让我看到一位谦恭的大家作风，对他更加肃然起敬。是大牌而不耍大牌，名位高而不居高临下，先生风范，堪为来者学。
又有一封信说:“想不到还要麻烦你。稿件中的一篇《虚实相生》，原来已经编进《再再探索》一书里。这一点，是昨天收到样书时才觉察的。本来就想赠送你一本新书，你看了也更明白我的疏忽。 握手！ 王朝闻 (1983)9月14日”信末又特别附了一句话:“重复的一篇务希抽掉！”仅仅一篇文章的重复，就看得如此严重，以至立即(第二天)就给编辑写信，要求撤换。情词恳切，让人感动。重复出版这类事情，今天已被不少作家所忽视，一本书出两次以至三次都不罕见，重复一部分就更是司空见惯，寡有当一回事者。先生自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一幅叫《陶罐》的图片说明，他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做了两次修改，总觉得不明确，不便读者阅读。最后选定一个方案，要把它改为《德国古陶罐——西德·海德博物馆》。还有一封信说:“校样我改了一些，是计算好字数后改的，免得推行换页。”其中一篇由别人做记录的稿件做了不得不动的页码修改，他则反复致歉意。他很尊重编辑和工人的劳动，时刻想到避免带给他们的麻烦。先生的为人哲学，就是宁愿自己多吃苦，也不肯累及他人。
《了然于心》于第二年出版，时年76岁的他，仍然笔耕不辍。他的人生目标也随之提升，不再止步于年轻时的追求。他原名王昭文，后取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语义，易名为“王朝闻”。但到了耄耋之年，他却不满足“圣人之言”，他希望有更多更高的作为。1996年2月29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篆刻作品《夕不甘死》，就是他的言志之作，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夕不甘死”是借用论语的句式，做反其意的表述。它反映了美学家王先生的哲理意识和科学意识。“早晨获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值得”，不是一个哲学家的价值观，也不为其所坚守。真理只有相对性，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会穷尽。今日视为真理，明日成为谬误，也是常有的事。由“夕死可矣”到“夕不甘死”，可见出先生人生观的又一变化，它抒发了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他这年已87岁，发出“夕不甘死”的豪言，堪称豪气冲天。他有强烈的紧迫感，即便如此高龄，也不甘放弃追求。此后9年，他又马不停蹄，用事实兑现了自己的豪言:他又先后出版了论文集《一身二任》、《趣与悟谐》、《断简残篇》和专著《神与物游》、《吐纳英华》、《石道因缘》等七八部著作。连续不断的写作成果，显示了他的充沛精力。特别是荣获1999年国家图书奖的《王朝闻集》，22集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其编选者竟是一位9旬老人！可以说，他是在拼命地工作，把年事远远抛在脑后，要追求一种高品质的人生。这精神，让我感佩不已。
因为有《了然于心》的缘由，我们的关系也就不陌生。2002年5月，在北京电视台实习的女儿，让我约请他接受她们电视台的采访，讲讲他当年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情景和他的感想。他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红庙北里，步行片刻即到。那天我到他家时，他正在案前工作。已是94岁高龄的他，一听我说明来意，便欣然答应了。几天之后，我从电视里又见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畅叙他当年聆听毛主席讲话后的收获，心里很感振奋。他的谈话，让我忽然想起他的名字和那一方篆刻，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学术成就，他的治学精神，他与岁月争朝夕的气概，就又忽然跃现在我面前。
先生于96岁去了天国，天地远隔，我再不能近前请教，但30年前结下的文缘，却未曾淡薄。先生的学问、情操，我从他的书中、信中，却也于心了然，必定不会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