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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1936年4月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留下著名的“三色”革命、“狡兔三窟”、“三结合”等理论，光照千秋；“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是中共革命转危为安并最终走向胜利的第二个里程碑。
1932年7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在粉碎国民党围剿后指出：以往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军事运动没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建立革命根据地。现在要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最根本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开启了刘志丹领导中共西北武装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旬邑县马栏镇转角社区），被授予正式番号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2团），中国西北诞生了中共第一支正规主力红军，为刘志丹在更高规格探索根据地创建理论提供了更坚实的武装基础，标志着中共西北武装力量迈上新台阶、革命斗争转入新形势、革命根据地创建迎来新契机，中共西北革命从此进入了新纪元。
在“左”倾路线左右下，红二团1933年7月错误南下渭华完败终南山，刘志丹在地下党和群众掩护下辗转回到照金苏区，10月照金苏区陷落，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简称“红42师”）临危成立，刘志丹任师参谋长提出著名的“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并被采纳为包家寨会议决议予以实践，主要内容是：“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应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开辟三路游击区并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陕北）安定为中心，辐射靖边、子洲、绥德、清涧、延川、安塞等县；第二路以（陇东）南梁为中心，辐射华池、合水、庆阳、环县、吴起、保安、甘泉、鄜县、太白等县；第三路以（关中）照金为中心，辐射栒邑、正宁、宁县、黄陵、宜君、同官、耀县、淳化、富平、三原等县。”
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帮助下，1934年1月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成立，建立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和地理条件基本成熟；2月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同月下旬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重新成立，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刘志丹“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初见成效。
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同月下旬南梁阎家洼子联席会议决定红42师3团赴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反“围剿”，将第一路游击区向根据地发展；8月底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代之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并不断扩大，刘志丹“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成效继续扩大。
1935年1月，刘志丹赴赤源县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谢子长，促成统一领导陕北、陕甘革命武装的共识，使中国工农红军第第26、27军成为统一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的武装基础，发展了“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军委成立，刘志丹任中共西北军委主席，统一指挥中共西北武装；8月，在刘志丹指挥下，中共西北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围剿，在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县后，将陕北、陕甘根据地合二为一，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取得巨大成功，为承接中共战略转移和革命再出发提供了坚强后盾。
1935年9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转入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率先完成战略转移；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入陕北吴起镇，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完成战略转移；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入甘肃会宁，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完成战略转移；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转入甘肃会宁将台堡，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完成战略转移，至此中共红军战略转移完成、长征宣告结束，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当时中国境内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唯一一个落脚点和出发点。
如果没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党人创造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最后一块且唯一一块落脚地，遭重重围追堵截的战略转移中经年苦战减员大半的中共中央和各部红军难免不会折戟沉沙走向覆灭。在此意义上，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党人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危机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成为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新的伟大转折。
历史证明，刘志丹“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完全正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媲美于遵义会议。刘志丹因“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获毛泽东赞誉“很高明”当之无愧！
（作者单位：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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