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被打为第一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邓小平则得以幸存并再度被启用，这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有关。这种保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67年3月前后：“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虽然毛泽东决心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开始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各小组召集人汇报时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0月25日，他在会上指出：“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贴大字报等过激做法，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1967年1月17日，他在同外宾谈话中还表示：下次党的代表大会，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中旬，他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但是从1967年3月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将一些捕风捉影揭发刘少奇、特别是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有意向社会散布，制造舆论，影响毛泽东改变看法。其次，随着局势的恶性发展，许多干部和群众以各种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甚至发生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失去了毛泽东的保护，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断升级，刘少奇最终被污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党籍，造成党的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而对于邓小平，毛泽东的态度则有所保留。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中，刘少奇被诬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被诬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表示看了戚本禹的文章，“觉得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迫切想求见主席”。5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受毛泽东之托，到邓小平家看望，转达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邓小平区别对待？除了邓小平不是所谓路线错误的第一号代表人物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查出邓小平有历史问题，二是邓小平能打仗。
对于历史问题，康生等人并不是没有“挖掘”邓小平这方面的材料，而是没有发现叛变投敌的情节，这也许与邓小平不像刘少奇那样曾长期在白区工作有关，没有那么多材料可以做文章。1967年5月，邓小平被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接到毛泽东处谈话，曾向毛泽东详细汇报20世纪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这说明有人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在毛泽东耳边吹过风，只是证据不足，毛泽东并未采信。
对于第二点能打仗，毛泽东是一直比较欣赏的。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曾特地介绍邓小平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1亿人口。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途中他多次提出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有区别。开始他还坚持在九大上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7月18日，他在武汉同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并列举了邓小平、彭真、贺龙等人的名字。但大概发现大家的议论比较多，他又改用商量的口吻，请大家考虑邓小平当中央委员行不行。9月20日晚，他在武昌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政委张纯青等人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恐怕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看？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以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
回到北京后，9月24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人谈到召开中共九大问题时，在肯定接班人是林彪的同时指出：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11月5日，他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有关中共九大和整党问题时又说：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的刻意保护，使得邓小平在日益升级的批判中，得以与刘少奇区别对待，获得不一样的命运。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
为了在中共九大前完成对刘少奇的组织处理，进入1968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加紧对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调查。在江青、康生一再催逼下，谢富治督促专案组日夜奋战，不惜采取诱供、逼供等手段，终于在1968年9月整理出3份所谓“罪证材料”。
为调查邓小平的所谓历史问题，1968年5月也成立了专案组，由康生、黄永胜、吴法宪主管。由于已有的材料不足定罪，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邓小平，专案组就通过变通的手法，写报告提出由邓小平本人写一份历史自传，妄图从中找出所谓“线索”。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汪东兴转交邓小平本人。报告提出，“自传”应从八岁写起，随写随送，限定最迟至7月初全部写完。
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在家中写出《我的自述》初稿，共26500多字。《自述》分“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我在法国期间和苏联一年”“在西安半年”“在党中央工作两年”“红七军工作期间”“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七月”“中央苏区的三年半”“从遵义会议到抗战爆发的一段”“在太行山八年”“三年解放战争”“在西南局工作两年半”和“到北京以后”12个小标题，叙述了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自述》中表示：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专案组从邓小平的自述中仍然没有发现所谓的“历史问题线索”，后来他们又让邓小平“补充交代”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的活动情况，并先后派出几十批外调小组，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还是没有发现邓小平所谓“叛变自首”等“罪证”和“现行问题”等材料。
对专案组的这些做法，毛泽东很不满。1968年6月30日，他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允许犯错误。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太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错误决定。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全会分组会上对邓小平大加指责，并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在10月13日开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在10月31日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再保护下，邓小平得以继续留在党内，为以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本身就说明他有意将邓小平的问题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1969年3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多次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得大。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应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结束后，邓小平于5月3日致信汪东兴并请汪转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再次表明了希望留在党内的愿望。两天后，毛泽东阅后批给林彪、周恩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可以看出，毛泽东将邓小平的问题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为揭批林彪问题“吹风”。9月10日，他在杭州停靠的专列上同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南萍，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军长白宗善等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在对林彪表示不满时提到邓小平，意味深长。
9月13日，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乘坐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材料。10月24日，这几个文件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邓小平是在下放的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取传达中央通知及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的。11月8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对中央决定表示拥护。信中还谈了自己的生活劳动情况，并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毛泽东阅信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指汪东兴）办一下。”
两个月后，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在与陈毅亲属谈话时，把邓小平与刘伯承放在一起谈，并明确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明确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定性的意义非比寻常。在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1956年中共八大选出六名常委；1958年5月，林彪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刘少奇是当然的接班人外，邓小平和林彪是毛泽东特别看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打倒，林彪则成为接班人。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原先倚重的三人中，刘少奇已含冤去世，林彪叛逃，剩下的只有邓小平。在这样的情境下，毛泽东再次明确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释放出很强的政治信号，留给人们很多政治遐想的空间。在场的周恩来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目标更加明确，他要争取复出。8月3日，他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8月14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指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同日，周恩来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内容。
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明确表态和在邓小平来信上的长篇批示，都不同寻常。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启用邓小平了，虽然他还没有明说。当然，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第二号走资派”的重新启用，还需要有个继续观察和“造声势”的过程。但毛泽东的表态和批示，无疑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7个月后，1973年3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历史出现新的转机。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