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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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着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导致中央苏区内的物资极其匮乏，物价飞涨，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这种境况下，尽管中央苏区加强了反腐力度，可还是发生了震惊全党的“于都贪腐窝案”（简称“于都事件”），这也是我党查处的第一个县级政权集体腐败案，教训深刻。
“于都事件”的发现始于1933年底，当时江西于都县各项工作还比较落后，由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与土地部财部派出工作团，检查出不少问题，但送到县委、“县苏”后迟迟得不到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又派专人到于都检查，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于都县委、“县苏”负责人有严重问题。鉴此，党务委员会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又派项英同志亲率中央工作组，于1934年3月到于都调查，终于揭开了于都贪腐窝案的盖子。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曾以较大篇幅，多次进行了报道，在党内特别是中央苏区引起了很大震动。时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为此案专门写了《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在《斗争》第53期发表，向全党特别是全中央苏区的党政干部敲响警钟。
从《红色中华》的报道和项英同志所写《于都检举的情形与经过》看，我认为“于都事件”主要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于都事件”中涉案人员具有很大的广泛性。
“于都事件”是当时于都县委县政府的一起集体贪污腐败案，牵涉到县委、县政府及许多部门机关的许多人员，是中央苏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违背党的原则，带领一些党员做投机事业，最初合股开酒店卖酒，后因赚不到钱又贩卖谷盐进出口，以每人20元资本，不到4个月就赚了70多元。于都城机关负责人与工作人员起而效尤，争先恐后的贩卖谷盐，有的贪污公款，有的假借合作社名义招股，使于都城内的党与苏维埃机关形成了商人联合的集团。“县苏”主席熊仙璧拿公款做生意。自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后，他为了增加资本贩卖盐，便以主席的资格在财政部强拿公款50元，交给他的弟弟贩卖盐。以县委书记、“县苏”主席为带头，于都县党政机关内产生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如县军事部长刘仁祥、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组织部长高兴赞、县互济会主任袁成文，还有于都城市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主任和土地、劳动、内务、国民经济、财政、裁判等部长，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贪污腐败、违法利用职权经商等经济问题。
第二，“于都事件”中涉案人员贪污腐败手段具有多样性。
“于都事件”是集当时中央苏区党政机关人员贪污腐化手段之“大成”。择其要者有：一是造假帐冒领公款。以县军事部长刘仁祥为首，勾结科员李其采等3人，共同造假帐假收据向总供给部冒领动员费400多元。二是贪污公款做生意。除“县苏”主席熊仙璧以主席名义强拿公款做私生意，县委组织部长高兴赞拿保险金做生意，市区前财政部长贪污公款做生意。还有部员与乡主席等，共有8件这样贪污公款做生意的事情。三是吞没公款。县前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总务处长等贪污公款及群众的飞机捐款百余元。城市区委书记，梓山区副主席、财政部长，罗垇区军事部长，潭头与苍前区财政部长，以至很多乡主席代表，共有23件之多，都是贪污公款由500元至几元的。四是贪污公物。县财政副部长、小溪裁判部长、潭头土地与教育部长，几个乡主席，贪污公谷与没收烟土钟表及各种东西。五是做投机生意。以区委书记刘洪清为代表，于都城党与苏维埃机关绝大部分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人相互竞争的贩卖谷盐进出口，先用谷子出口换现洋，再贩盐进口，每担谷子经过这一周转后可赚二三四元不等。六是是假借合作社做私生意。互济会主任袁成文在会员中假办互助合作社名义招股，借着合作社招牌为自己出口谷子偷瞒国税。其他合作社组织也多半是由党与苏维埃、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所创办或主持的，其营业不是为了适应社员的要求，而是为了赚钱。特别是为了一些工作人员，借着合作社机关的招牌，大做投机生意，垄断市场，贩卖谷盐进出口，成为整个合作社的主要营业。
第三，“于都事件”的集体贪污腐败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由于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带头贪污腐化，其他党政机关人员起而效仿，机关工作软弱痪散，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种种坏份子与恶劣现象，使于都的机关形成最肮脏的乱泥坑。例如：取消了党团的组织，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都是无党团的组织。“县苏”只有名单，没有开过会，大小问题都来县委，特别是书记解决，书记也就每天跑各团体参加会议。“县苏”机关形成散漫杂乱的场所，无办公地方与时间，胡琴可以整天的在“县苏”拉，有时人的闹杂像圩场，工作人员自由行动无人管。于都虽然在中央苏区是有斗争历史的县区，但是因此各项工作却都很落后。如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推销公债运动，都表示惊人的落后与严重的现象。另外，反革命活动猖獗，反革命分子在洛工、小溪公开破坏公债，迫胁群众反水，在黎村、禾丰、新陂、寨团发生打工作团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还有些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公开包庇地主富农。还有一个严重后果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贩运谷子出白区发卖，造成于都粮食缺乏的现象，致使到年底时于都的米价涨到了一元大洋只能买6斤米，但于都’县苏”县政府却从来没有过问，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活，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于都事件”不仅具有上述明显特征，其查处过程的斗争更显尖锐复杂。这首先体现在县主要领导违法乱纪违抗上级命令和官官相护上。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等派的工作团到于都后，经过检察特别是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发觉了不少的贪污案件，反革命的活动，暗藏在党与苏维埃机关的阶级异己份子与反革命份子，公开破坏突击运动，包庇地主富农等严重问题，他们不断将问题提到县委“县苏”，却均未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县苏”，查出军事部长和科长科员大贪污和私做生意的案件，少共县委书记与总务处长等的贪污案件，拘捕送到法庭也迟迟得不到解决。查处“县苏”主席熊仙璧强拿公款案时，他在县委常会与“县苏”主席团会议上坚决否认。后经项英派人到他家调查，由熊的母亲亲口讲述事实经过，熊仙璧后才被迫承认。其次，贪污腐化份子互相包庇，不愿揭发问题，其他领导人斗争性不强，增加了案件查处难度。“县苏”主席熊仙璧自己带头贪污，不仅不愿去反对贪污浪费，而且对于已查出的贪污份子，用拖延不办的方式，来包庇贪污份子。粤赣省委决定撤刘洪清书记职务，项英到于都那一天正召开县委常会讨论这一问题，刘洪清只照着省委批评和工作团提出的几个问题，承认了自己一点错误，至于其他党与苏维埃内的严重现象，则一点也不讲。经过尽力鼓励，很久后熊仙璧才说省委指示是正确的，以及自己不应借钱和官僚主义等等。宣传部长王达三只照样批评刘洪清一下，并证明熊仙璧借钱是买牛，不是做生意。其他的人也是照样说一说，没有很好的开展斗争，更多揭发出一些严重现象。其次，表现在其他干部缺乏斗争积极性上。项英等工作组人员发现在党与苏维埃县区两级干部中，普遍表现了两种样子：一种是商人的态度，大半数是做生意与有问题的。你批评某一工作与某一人时，他跟着你一路说一顿，至于进一步的斗争与揭发，那就没有了。另一种是年纪大一点或很老实的，斗争精神不强，不爱发言，能坚决起来斗争的只是少数。乡一级干部则不敢说话，这证明在刘洪清熊仙璧等人统治之下，所提拔的不是相类的东西，便是弄一些老实人做样子，至于积极分子，则被他们把持压制在下面。
针对上述问题，项英指示中央工作组对于案件查处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起来和贪污腐败份子进行坚决斗争。先后召开了县一级与城市活动份子与市区支部小组长乡主席活动份子大会，发动工人检举，项英自己则亲自到街上去了解情况，之后又召开了两个群众审判会，组织群众对贪污份子进行审判。通过这些工作举措，中央工作组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起来，群众终于发动起来了，使“于都事件”终于得以顺利查处。在查清事实之后，按照司法程序，经法庭公开审判，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仁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予以枪决；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县苏维埃主席职务。其他犯有贪污腐败的党政干部，也都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
1934年3月25日，苏维埃最高法庭遵照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最高特别法庭对熊仙璧进行公审，判处其监禁1年，剥夺公民权利1年。至此，震惊中央苏区的“于都事件”尘埃落定。
对于“于都事件”查处的意义，项英在《于都检举的情形与经过》中进行了总结，指出“于都问题不仅要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性质与严重性，不仅要我们抓紧于都的问题去进行彻底检举，开展斗争，来改造于都党与政权机关，来教育于都广大的党员与工农群众，而且我们应该由于都的教训，提起我们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于都不过是我们中央苏区中这些现象的总合与最标本的例子，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应当抓紧于都问题，来警觉与教育全苏区的党员与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党与群众中斗争，来为党的路线与争取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斗争。”
“于都事件”已经过去80年了，但直到今天，“于都事件”对于我们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具有极其深刻的警醒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宿迁市纪委派驻纪检七组）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检举于都县营私贪污官僚》，《红色中华》1934年3月8日第159期
2.《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在于都继续检查情形》，《红色中华》1934年3月13日第161期
3.项英《于都检举的情形与经过》，《红色中华》1934年3月29日第16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