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康
在1928年修撰的《周氏族谱》中载，益阳周氏系三国东吴周瑜之后，迁湘始祖周子琳于明成化年间自江西吉水徙居益阳，后繁衍出嵩、岳、泰、衡四大房，仅清代一朝，其家族官至知府、督府者达数十人，说明周氏曾是名门望族。
在谱世表中，周扬、周立波分属衡、泰两房。周扬是第十七代，谱名起应，学名干，字杰生，号运宜。周立波是第十八代，谱名绍仪，字菶梧、翙卿，亦号少春。周扬、周立波都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两人虽是同年出生，但从家族辈分论，却是叔侄关系。
熟悉周扬和周立波的人，都能体会到两人这样的特点:从外表看起来，两人都挺拔俊秀、斯斯文文，周立波比周扬多了一副眼镜，倒更显得儒雅一些；但是，从性格上看，周扬表里一致，而周立波则有着巨大的反差。他虽然在周扬的影响下，活跃于左翼文坛，但他此前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因鼓动工潮而被捕。在周扬眼中，“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正因为这种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使周立波具有了“尚武”的性格特点。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扬、周立波、艾思奇等人一道奔赴延安。途经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党组织安排周立波随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为美国卡尔逊将军任翻译。这项分配，很适合周立波“尚武”的性格，他早就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战地采访，经过炮火硝烟的战地生活磨炼，这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化人简直变了一个人，他“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跑路，晚上还能摸着走夜路”。他在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战士。我无所顾虑，也无所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后来因为被周恩来派遣去长沙主持《抗战日报》，周立波没能在华北当战士。但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1938年3月，他出版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两本书，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以聂荣臻为首的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周扬与周立波，一个延安，一个敌后，但战火阻隔不住彼此的牵挂。周立波在八路军总部得到了任弼时赠送的战利品，一双日本长靴，便想送给周扬，只是没有鞋子穿，才留下来了。当周扬知道周立波受党的派遣，从武汉辗转长沙、沅陵到了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便和张闻天商议联名电调周立波回延安。当周立波1939年底回到延安，周扬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以后周扬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而周立波也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在延安，周扬与周立波同在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副院长，周立波是教师，两人都在鲁艺开课。荣天屿在回忆周扬与周立波的文章中写道:“当年鲁艺的一些学员，回忆起周扬与周立波的讲课，都说他们是两种风格，同具吸引人的魅力。周扬是理论家的风度，并显露领导者的才能，讲起话来充满慑服人的逻辑力量，与人论战式的雄辩，讲话从不用什么讲稿，出口成章。记忆力也惊人，谈论艺术问题时，时常引用毛主席、鲁迅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述的语句。周立波与周扬不同，更像一个学者，以其广博的学识、清晰的分析来慑服人。他上课的办法是先让学员读作品，展开讨论，然后他才讲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的分析，娓娓动听，很快在学员中赢得赞誉。”
但举止优雅的周立波，还依然保留有“尚武”的性格。一次鲁艺举行茶话会，欢迎从新疆来到延安的茅盾。音乐系教师杜矢甲在会上演唱了外国具有讽刺意味的《跳蚤之歌》，周立波听了，以为他是故意捣乱会场，侮慢茶话会的主持者，便随手把一把茶壶甩了过去，打个粉碎，主人和客人都为此感到很尴尬，茶话会因此不欢而散。周扬也慌乱起来，说:“你怎么能只逞匹夫之勇？”此后，他在上海参加“飞行集会”时，经常带一把刀子准备与敌人搏斗，以及他被捕时，赤手空拳和手执铁棍的巡捕打斗的事，也像传奇一样在学员中传开。
1944年，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到南方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时已离开鲁艺、调至《解放日报》编副刊的周立波，积极要求参加这次南征。他穿上了军装，加入到王震、王首道带领的三五九旅指战员的行列里。在这次征程一万五千里，在日、伪、国民党军的夹击合围中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南征北返中，周立波作为司令部的秘书，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和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背包，冲过了100多道封锁线，纵横7个省，经受了残酷空前、堪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相似的战争考验。在一次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轻装突围的战斗中，他把什么都丢了，只留下几本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记录下来的日记本。这就是他后来整理成《南下记》、《万里征程》等文艺作品的素材和基础。政委王首道充满感情地这样谈起周立波:“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1946年，周扬和周立波都撤离延安，转战东北。周立波随干部队到松江元宝镇参加土改，并兼任了中共元宝区委书记。而周扬一家则被阻隔在张家口。周扬的女儿周密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47年的春节。在鞭炮声中，周扬说:“立波他们应该平安到了东北吧？”这种浓浓的挂怀，在接到周立波的信后才得以释怀。
在东北，周立波用半年多时间与农民共同生活，熟悉了东北农民的生动语汇。他的传世佳作、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暴风骤雨》，便是这次参加土改斗争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立波不断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创作出《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以及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新人新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蜚声于新中国文坛。
周立波在创作过程中，每写完一部分，在送给周扬征求意见的同时，也送给周密看。周密回忆说:因为周扬和立波是叔侄关系，我对周立波都直呼“立波”，却称立波夫人林蓝为“阿姨”。立波也没有把我当小孩看。他后来写的《铁水奔流》、《山乡巨变》，都送给我看，还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读他的《铁水奔流》的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哪里会有什么意见？读《山乡巨变》倒还是认真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见，立波在创作上是非常认真的。
谈到周立波的文学成就时，周密说:很多人都知道，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但立波还有两部作品也获得了这一奖项，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拍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周立波是撰稿人。这两部片子也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其实是三次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文化阵营中的大奖，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