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世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彻底消灭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苏联的帮助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抓住美国在亚太地区立足未稳之机，积极运筹攻台作战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变“弃台”为“护台”，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攻台计划被迫中止。之后，中共与美国的博弈战场，遂从台湾转移到朝鲜。
趁势出击，毛泽东亲自运筹攻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随着形势的发展，为尽快彻底消灭败退到台湾的蒋家王朝，中共领导层决定以第三野战军（三野）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之所以选择三野，乃因其前身是由原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在当时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中，是实施江河作战经验最多的部队。5月23日，在上海战役接近结束时，毛泽东电示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前解放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三野副司令员粟裕等电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攻台作战问题。6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粟裕等人，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通行，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电报要求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7月间，毛泽东考虑到：渡海作战以制海权为重，但没有制空权，海军舰只也无法出海作战，因此建设空军成为进行渡海攻台作战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向中央军委提出要特别强调突击建设空军。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又指出，建立空军，掩护渡海，“准备在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在强调建设空军的同时，毛泽东要求解放军加快组建海军的步伐。他曾对萧劲光（海军首任司令员）说：“我们要解放台湾，就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
7月，三野第10兵团在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的率领下入闽作战。经过两个半月的战斗，福建全境基本解放，尽管有金门战役的失利，但基本实现了攻取台湾外围、“去其手足”的战略目的。到1950年夏天，又相继解放了海南、舟山群岛。解放军几十万精锐部队在福建沿海迅速集结，下一个目标显然已是剑指台湾岛。毛泽东指定粟裕组织渡海攻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军、海军主要由中央军委负责建设和准备，陆军主要由三野负责准备。
此时，溃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号称有60万，但已经是毫无斗志的残兵败将。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早在1948年就指令陈仪负责经营台湾，但由于台湾在二战后期（台湾时为日军占领）曾遭美军大规模轰炸，陈仪接手的台湾千疮百孔，工厂倒闭、港口毁坏、物资奇缺，台湾防务尚未形成规模和系统，更不可能建立健全，即使有台湾海峡这道天然屏障，但要抵挡住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谈何容易？面对危机，蒋介石向美国这座昔日的靠山求救，包括要求美国派遣两个中队的战机进驻台湾，以及从冲绳速运上万吨武器弹药支援台湾等。
然而，寝食难安、诚惶诚恐的蒋介石，这次等到的却是冷水浇顶般的失望。
情势所迫，美国无奈声明“弃台”
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成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严重障碍。因此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着眼，走上了公开扶蒋反共的道路。但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权崩溃迹象日益明显，为多保留一点美国在华的利益，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根据中国形势判定：“美国必须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寻找机会，培植一支最终能够与中共较量的新生力量，来阻止中共与苏联的结盟。”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西方各国大使都留下不走，寻机与中共接触。司徒雷登是前燕京大学校长，是美国政府认为最有资格与中共打交道的人选。对于美国的新动向，中共方面作出了审慎的反应。在当时情况下，虽然中共“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成定局，但如果能通过外交途径制止美国的干涉，促使美国下决心抛弃蒋介石政权，对于加速解放战争进程和改善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有利的。4月30日 ，中共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即“李涛声明”）。在这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声明中，中共方面把可以考虑与西方建交的信息传递了出去。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指令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经过多次会谈，中共方面渐渐摸清了美国的底牌，尤其是后来美国政府阻挠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再次证明，美国坚持对中共的敌视态度不会改变。
在与中共方面会谈无果的情况下，司徒雷登于8月初灰溜溜地返回美国。就在他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和盘托出自1944年到1949年初美国对华实况，特别是战后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幕。美国政府此举本意是想平息美国国内对“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没想到却引起了国内激烈的争论，更成了中共揭露美国侵华本性的反面教材。继新华社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之后，毛泽东亲自连续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评论文章，对美国的侵华政策给予彻底揭露和严正驳斥。
1949年12月23日，无奈之下的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内部文件，题为《宣传政策文件——台湾》，供政府有关机构掌握涉台问题的宣传口径。文件主旨是“制定一项宣传政策，以便在台湾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攻陷时，尽量减少对美国威信和其他国家士气的损害”。文件提供的宣传要点包括：强调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纯属中国的责任范围，与美国无关，消除认为共产党占领该岛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有责任“拯救”台湾等“错误印象”。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打算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措施”；“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仅仅过了7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发表讲话，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这就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国“弃台”的决心。
美国“弃台”的声明，是在二战之后其在亚太地区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一方面表示接受中共即将攻占台湾的现实，一方面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作姿态，企图拉住中共不要过于倒向苏联一边。这在客观上显然非常有利于中共攻台的形势。
中苏结盟，加大对抗美国砝码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苏联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关系，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领导集体，但由于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原因，中共仍一直将苏联当作最可信赖的国际朋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实际上已经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且革命胜利以后必须争取国际承认，新中国的重建也必须争取到国际援助，“联苏”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两次给斯大林去长信，阐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强调“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以坚定斯大林的信心。他还盼望与斯大林会面。此后斯大林决定派人到中国与中共会谈，毛泽东才取消了去莫斯科的计划。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斯大林的全权代表，秘密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人进行苏中两党高层会谈。面对“带着耳朵来倾听”的米高扬，毛泽东一口气谈了3天。其间，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此次会谈，在有关中共所采取内外政策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见，极大促进了中共“一边倒”战略的实行，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也有了初步的沟通和理解。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最终确立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6月30日，为给刘少奇出访苏联制造有利氛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9月，在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一边倒”方针被定为国策。1950年2月，作为毛泽东访苏的最重大成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这就从法律意义上将中共“一边倒”方针和中苏同盟关系固定下来，加大了中国对抗美国的砝码。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原先毛泽东担心美国颠覆新政权，后来更担心美国干涉中共解放台湾，自从请了苏联这个“帮手”加入，这种担心大大地得到缓解了。
1949年4月和11月，解放军的海军、空军先后成立，但要真正形成作战能力，还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起初苏联顾虑美国干涉，犹豫不决。后在美国发表“弃台”声明以及中苏结盟后，斯大林终于就中共“在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表示明确支持，并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与苏联结盟以及苏联提供援助，加快了中共准备攻台的进程。于是，攻台的准备工作便作为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在1950年紧锣密鼓地持续进行。苏联人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的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中共的空军和海军开始初具雏形，攻台条件逐渐具备，攻台时机日益成熟。
中止攻台，博弈战场转移到朝鲜
面对美国“弃台”的声明和中共兵临城下的气势，蒋介石一面加强防守力量，困兽犹斗，叫嚣与中共决一死战；一面派人秘密返回大陆，试探国共再次和谈的可能性。这一切表明蒋介石已走投无路，只要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解放军攻台将犹如快刀斩荆，统一祖国指日可待。1950年6月15日，面对台湾海峡上空战云密布、台湾岛内风声鹤唳的局面，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对台湾局势作出公开评估：“台湾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中共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荡然，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数周内顺利占领台湾。”
就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风云突起，变故横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的带领下率先发起“统一”朝鲜半岛的战役。这场战争爆发的背后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支持。斯大林此前估计美国不可能介入朝鲜战争，但他错了。因为到了这个地步，美国已经发觉形势不妙：如果美国在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日本将被南北夹击，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反共国家将受到威胁，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将被斩成几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将因此受到重大损失。美国决心改变战略，做出强烈反应。
6月27日，美国决定出兵朝鲜，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以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命令其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在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关于出兵朝鲜的决议上没有动用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在根本没有能力与美国现代化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东北在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整个国家的安全，因此决定暂停台湾战役计划，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先后数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共计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由彭德怀率领入朝作战。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中止了这一作战计划。
（本文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