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仕琪
刘半农是在方言调查途中患病去世的。
1934年6月19日刘半农带着白涤洲、沈仲章等人从北平出发，沿着方言音调的地区分布路线前往内蒙古、山西一带进行调查。这似乎是史语所的分工，在此以前，赵元任、李方桂等人在南方进行了广泛调查。刘半农要通过调查进行语言地理学研究，撰写《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他们经包头、绥西、安北、五原等地，然后到大同，跋山涉水、头顶烈日，调查了山西雁北13县的方言，获得大量的方言地理学信息资料，收集了许多民间歌谣。7月9日，刘半农突然患病，病情严重，来势凶猛，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延误了救治，几天后赶回北京住进医院，确诊为回归热，但已回天无力。1934年7月14日，这个在诗歌、小说、杂文等文体写作方面都有开拓性贡献的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带着他的未竟之愿，离开人间，享年44岁。
刘半农去世的时候，傅斯年正在上海。闻之噩耗，十分悲痛，回顾与其相识、相交、相处的情景，傅斯年几次痛哭失声。几天后他写信给胡适:“闻半农之死，为之流涕者数次。以私论，此公为我之知己，十六七年好友矣；以公论，此为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他独先死，想到我们打架时，不知涕之泣然也。”
悲痛的日子里，傅斯年似乎又想起他们留学时，大家穷极，有时靠借贷维持生活和学习，有时只能以面包充饥的日子，想到刘半农因贫穷不让别人知道他家的住处——因招待不起——的尴尬；也想到刘半农死后，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好友去世，无可挽回，家人还要生活——可怎么活下去？为了多年的友谊，也因为刘半农多年来对史语所工作的支持和贡献，他特别关心抚恤金、捐赠款项，以及纪念活动。他给胡适写信说:抚恤、捐赠、纪念，这三件事，“吾等公私皆欲竭力”。他为之争取抚恤金，倡议捐赠之外，还特地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商议，利用研究院基金会利息，设立Scholarship(奖学金)，年约1200—1500元的样子。这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也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傅斯年为朋友考虑得很周到。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出于一片好心，却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他悔愧不已。
傅斯年原来答应，也与蔡元培院长、丁文江总干事商量好，由史语所出3000元作为抚恤金，算是对史语所兼职研究员的心意。为了给刘家争取更多的抚恤和救助，他一直没有拿给刘半农的妻子，怕影响北大或其他的抚恤和救助款项，因为其他单位更多一些。在他看来，史语所的3000元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政府抚恤金发下去之后，研究院会计处和教育部都说，史语所的三千不能再报销，因史语所也是政府机构，政府既然已经发给，各单位均不能再发。傅斯年知道后，十分为难。他做了许多工作，但财务制度在，谁都没有办法，只好写信给刘半农的夫人朱蕙，其中说:
先是政府恤金之能早日领到，并非弟等初意所及，故当时拟由本所恤三千，此事蔡先生及在君先生皆同意矣。当时所以未出者，乃虑此款一发，影响及于其他之大数。乃大数既发，本院会计处及教育部皆谓再有恤金，决不能报销(盖两项皆经过审计部也)。故有主张作罢者，弟乃在异常为难之中，此其所以迁延又迁延也。总之，弟以半农兄之热心研究所事，深愿有所尽力，然如不能报销，则弟亦属无法可想，故与历任总干事商量又商量，用恤金名义仍属无法。
傅斯年爱朋友，重情义，但就他与刘半农的友谊而言，亦属划了个不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