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大公子
邓之诚是文史名家，曾在北大、北师大、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燕京大学各校教授历史学。其门下集合了众多优秀的学子，可谓“弟子三千”，其中成就斐然者有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还有山西学子赵宗复。
1949年8月19日，赵宗复来到北平，拜访了邓之诚，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杜洽、赵宗复来，午饭后去。赵去年与张少苍同为梁化治（之） 所留。今年二月被释，三月又被严禁。太原乱时，乘乱逃出，张则为梁处死矣。幸无暇及赵，险哉！这一段日记讲述了赵宗复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赵宗复，山西五台人，是民国时期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
赵戴文，字次陇，早年留学日本，与阎锡山为同乡，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赵戴文历任山西省督军公署参谋长，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与阎锡山私交甚笃。不过，赵在政治上笃信三民主义，思想上信奉儒家学说及佛教，主持山西的洗心社讲坛。赵是抗战时期山西实行守土抗战以及成立牺盟会的倡导者之一。
五台赵氏为山西名门，民国时期的山西军政要人，多为其门生。赵宗复出身名门，俨然是“官二代”的材料。他早年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后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受教于邓之诚等人。其间，赵宗复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32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旋又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燕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等。
潜伏者
1932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中国境内的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对外称第三国际东方部），正急需一些和国民党政府上层有关系的人到该组织工作。此时，赵戴文为国民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于是，中共北平社联书记宋劭文（山西人）、北平社联执行委员李正文（山东人，曾在苏联受训） 便将赵宗复推荐给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柳忆遥，引荐他参与秘密情报工作。此后，赵宗复利用其父的关系，搞到了不少国民党亲日派和日军勾结的情报。此外，赵还介绍另一位有上层关系的共产党员赵中枢到第三国际东方部工作。赵中枢，即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赵丕廉的儿子。赵丕廉也是山西五台人，且与赵戴文的经历相仿，曾是留日的同盟会成员。他曾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山西驻外代表、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等职。赵宗复和赵中枢这两个潜伏者，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搜集情报，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3年初，赵宗复、赵中枢从绥远省政府那里搞到了一份从内蒙古到新疆路线、地形、地貌的考察报告，这为苏联红军在日军侵犯蒙疆时进入内蒙古行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1937年5月，他们从北平、天津和日本获得了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情况和日本海军舰队组成情况及日军的运输能力等重要情报，随即经第三国际东方部转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
1937年，赵宗复毕业后便以特殊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抗战爆发后，他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偕同赵中枢一起回到山西，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 工作。这是一个由国共两党以及当时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和各抗日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主任为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中共代表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阎锡山代表为梁化之、王尊元、蒋右丞。赵宗复初任宣传部代部长，后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
1938年初，行将被日军占领的山西被分割成无数块互不衔接的区域，致使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牺盟总会与各区分会、二战区总部与各军、省政府与各专员公署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在统一步骤、协调作战等方面产生诸多不便。在赵宗复的建议下，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增设了一个“政治交通课” （后改为“政治交通局”），由战区政治部、牺盟总会具体负责组建，由赵宗复、赵中枢分别担任正、副局长。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战区政治部、省政府、牺盟总会和下属机构的联系，传送上下级之间的公文、信函，搜集日伪军情报等。
后来，山西的中共组织与阎锡山势力关系有破裂之势，赵宗复、赵中枢控制的这一机构也为阎锡山旧军势力所敌视。阎系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其“通叛”为由，于1939年12月命其下属将驻扎在隰县冯家村的“政治交通局”200余人包围在一个大院内，并抓走了隐蔽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阴纫斋等7人。赵宗复挺身而出，堵在大门口，大声说：“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和赵主席（赵戴文） 的指示，在这里驻扎的。谁胆敢再闯进院内闹事，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负责。”随即，他急电父亲赵戴文，解了这次围。
赵宗复立即将此事向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作了汇报。王指示赵派人继续与第三国际东方部联系，并决定将没有暴露身份的赵宗复、赵中枢、阴纫斋、梁维书等人继续留在第二战区搞情报工作，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具体通过王世英联系。对于已经暴露身份的30名青年干部，则分成两批，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不过，阎锡山随后派亲信接管了“政治交通局”，并给予赵宗复撤职查办的处分。但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仅以“年轻人做事荒唐”为由，撤其职而未查办。
后来，赵宗复任进山中学校务主任和校长，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向党组织传送山西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1940年后，阎锡山的防共、反共措施更加严密，为了获取重要的情报，势必要参加阎锡山的各种反动组织。当时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指示赵宗复打入阎锡山的要害部门，并且要求“打入得越深越好”。于是，赵宗复于1940年5月加入国民党，并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参加培训。返回山西后，顺势又打入了阎的核心组织同志会之中。不久，他又获得了一个山西省政府参事的头衔。
赵宗复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公开身份则是山西省政府委员、民族革命同志会候补高干等），一起对阎锡山等施加影响，反对与日进行“和谈”，并及时将其动向向延安汇报。此外，赵宗复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护了杜任之和剧宣二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幸存者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搜集更多的情报，赵宗复重新调整了地下人员的斗争岗位。他首先通过姐夫徐士珙将赵中枢安排到晋兴机械工业公司任经理（徐任总经理），由此掌握了更多的有关阎锡山部队军火生产的情报。他通过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的帮助，将地下党员阴纫斋调入，担任外事处长，由此接触到许多美国军官、新闻记者，获取了情报，为中共代表与美、蒋、阎三方代表进行斗争提供了重要信息。
到了1946年夏，在进山中学，赵宗复的周围已经有王纪堂、韩建民、刘鑫、乔亚、卫兴华（后为著名经济学家）、梁九菊等一批骨干。这年春天，太行军区情报处的王天庆潜入太原，并通过其弟王麟庆与杨盛钦、梁九菊、乔亚、卫兴华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又和赵宗复接上了关系。翌年春，正式建立了太行军区情报处太原总站（对外称太行军区第八兵站，代号909）。
1946年2月，同志会改选“高干”，赵宗复被选为“候补高干”，于是他把握时机升任山西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兼《工商日报》总编辑，此后又任教育厅厅长。他利用职务的便利搜集各种情报，然后通过中共太原工委和909情报站送到城外。赵宗复还用化名在《工商日报》《复兴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局的腐败和残暴。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太原建成了强固的城防，城墙最严密的地段从城根到城头就有7层火力网。如果解放军强攻，势必会有重大的伤亡，于是地下党组织极力要获取城防工事图，向前线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1948年8月下旬，在赵宗复的策划下，乔亚、刘鑫、韩建民等将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机场和太原城防部署的重要情报派曹瑞亭送往解放区（把绘制的城防图暗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送出城）。在运送途中，曹瑞亭被捕叛变。8月31日和9月1日，赵宗复、刘鑫、韩建民、杨有多、卫吉祥等相继被捕，乔亚牺牲。刘鑫等因未找到确凿证据被释放出狱。赵宗复由于特殊身份，先后被拘押在山西省警务处头子杨贞吉和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头子梁化之的家中，后又在梁化之严密监视下赴教育厅履职。刘鑫等获释后，巧妙地与赵宗复取得了联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太原后期详尽的城防设施情报，并派人分三次送到了解放区。
中共中央曾打算以北平为例，争取太原的和平解放。由于阎锡山顽固不化，解放军被迫实施强攻。其间，拟由太原前线的胡耀邦入城，与起义敌军接洽，中途因其他情况易人，另派入城的代表晋夫被捕牺牲。1949年2月底，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敌军一个连起义，以掩护赵宗复、梁维书、刘鑫等9人到解放区，而这一计划不幸被敌军师长李子法发现，李子法遂向阎锡山告密。3月6日，上述人员一同被捕。10日，刘鑫等8人就义。
其时，赵宗复被关押在阎公馆的后北厅，有6名卫士看守，其中杨远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关系。他们在看守赵宗复期间，受其影响和教育。赵宗复通过杨远有给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发出一封信，请他予以搭救。赵戴文在去世前，曾向阎锡山亲口嘱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当时，阎锡山表示：“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因此对于赵宗复的处理，阎锡山颇为纠结，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众人皆缄口不语，只有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予以处决。就在阎锡山迟疑时，吴绍之提醒阎锡山说：“请会长回忆副会长临终托言。”阎锡山于是说：“将宗复交我处理吧。”他终究没有下达任何处置的命令。后来太原战况紧急，阎锡山飞赴南京，留守的梁化之一度准备处决赵宗复，而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交代说：“老汉（指阎锡山） 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 就这么个苗苗（据说赵是独子，不确），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3月29日，阎锡山以受李宗仁之邀为名，突然飞往南京协商“和谈”事宜，留下堂妹阎慧卿，以稳定人心。当时，阎慧卿从看守赵宗复的卫士中抽走4人以护卫自己，留下杨远有、白建恩二人负责看守赵宗复。杨远有为赵宗复准备了一套军装和一套便衣，让他乘乱化装潜逃，但赵宗复说：“根本跑不出去，再说这样做恐怕还要连累你们。只希望我死后，将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同乡赵中枢就行了。”
4月20日，梁化之下达“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当时省政府各厅的厅长和处长都被集合到省政府二号楼，并且每人发了一瓶毒药准备在解放军破城时集体“成仁”。21日，杨远有、白建恩将赵宗复转移到专为阎锡山修建的一个地下室里，还预先在里面准备了食物和枪械，以防特务强行进入杀害他。24日凌晨，果然有人来谋害赵宗复，但因此时省府大院炮弹遍地开花，终未能进入地下室。是日10时许，解放军攻克太原，随即攻入省府大院，梁化之等人自杀，赵宗复幸免于难。
多年之后，赵宗复的妻子赵熙赫回忆说：“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宗复就从绥靖公署地下室出来，解放军就打得很近，进来了，叫缴枪不杀。后来宗复说，我先出去。”
时任太原市公安局预审员的张瑛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到处寻找（赵宗复），找不见，问了好多阎锡山的敌伪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最后在东花园，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告诉说，赵宗复被俘虏了。我们向各俘虏营打电话查询，俘虏营最后告知说在榆次的一个小村里。我们坐着接管的小汽车去接赵宗复，接上赵宗复以后，回到榆次，这个破车坏了。当时觉得天也晚了，决定在榆次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家。晚上，赵宗复说，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他想洗洗澡。我请示了领导，说可以。于是我带上他到澡堂洗澡，洗澡的时候，赵宗复在那儿大哭一场，他哭我也哭，想念牺牲的同志，非常伤心”。
死难者
新中国成立后，赵宗复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文教厅长，山西大学党组书记和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和党委副书记，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及山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赵宗复虽出身名门，身居高位，却保持着极为朴素的生活作风，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老旧的房子，穿的是旧衣旧衫。在太原工学院院长任上，学校派给他用的小汽车，他几乎从来都不坐，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他把小车用于接送教授或是为生病的职工家属服务。
就是这样一位好人，也没有躲过“文革”这场内乱。
1966年6月21日，赵宗复的尸体在太原工学院土木系的三楼被发现。他是自杀，抑或被害，没有人知道了。据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上述的那段历史，当时赵宗复不堪忍受那些对其人格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诬陷，才绝望地走上人生的尽头。这年，他才51岁。
1978年5月，赵宗复的遗孀赴北京面见薄一波、程子华、康永和等，反映了赵宗复的情况。最终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的干预下，中共山西省委为赵宗复平反昭雪。安葬追悼大会于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召开。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