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丹
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汤修慧主持的《京报》，经常报道东北三省整顿边防，发展经济的成就，如张学良聘请德国专家扩建沈阳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修建葫芦岛应对抗日等举措，立论公允，张学良对她不计前嫌表示了钦佩和感激。由于汤修慧继承了邵飘萍的遗志仍致力于关心社会关心时局，立论客观公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督促批评政府，如该报发的一些时评与杂文就含蓄地批评过蒋介石利用召开裁军会议排斥西北军、桂系等举措。尽管较温和，但仍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29年10月3日南京政府电令《京报》再度停刊，北平军政当局立即将京报馆查封，并传讯了汤修慧。少帅张学良认为中央当局这么做太过分了，不久后张学良从中斡旋，《京报》才又复刊。
汤修慧活跃在新闻战线上，足迹遍于天津、太原、泰山、汉口等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住在北平铁狮子胡同的府邸内，受到朝野人士的指责，有的报刊还登载了讽刺诗，汤修慧得悉事有出入，即令记者采访，撰文为张学良辩诬。汤修慧这样做，完全是一个正直报人的作为，当张学良主动提出要给《京报》适当资助时，汤修慧婉言拒绝了。
1932年，富有爱国心的汤修慧坚决主张抗日，为此北平的日本浪人曾雇地痞流氓去《京报》门口捣乱，还寄匿名恐吓信，威胁要杀掉她，汤修慧雇了几名保镖，又在《京报》上刊登地痞流氓被抓获后的供词，挫败了日本浪人的阴谋。汤修慧在政治上倾向以孙科、胡汉民为首的粤系，且与宋庆龄、何香凝有联络，参加了北平妇女联合救国会，担任常务理事。她还与刘清场、于凤至等理事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宋庆龄、何香凝自海外归国主持妇女活动。
1934年初，汤修慧出让了《京报》的大半股权，也很少过问社务，专心致力于北方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她的名字常常见之于平、津等地的报刊。
抗战全面爆发前，久已销声匿迹的王崎又在天津、北平出现，投靠汉奸白坚武、殷汝耕，勾结日本浪人，兴风作浪，推行“冀东自治”。汤修慧决心除掉他，她拿出自己的积蓄，雇人跟踪王崎；同时，她请在天津帮会中任头目的朋友吕堃代雇杀手伺机行刺王崎。王崎自知作恶多端，树敌过多，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后来还是八大胡同里南班的姑娘们帮忙，打探到王崎的行踪。终于，在天津马厂道附近，王崎被枪手伏击受了重伤。虽然天津警察局怀疑可能和汤修慧有牵连，但没有证据，汤矢口否认，同时她还要警方注意王崎勾结汉奸和日本特务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劣迹。于是此案一拖再拖，终不了了之。
1937年初，经蔡元培、张伯苓等知名人士提议案，南京政府准备褒扬邵飘萍，但受到戴季陶、吴稚晖等右翼政要以与中共有关系为名的干涉。汤修慧不服，她携带《京报》全部合订本来到南京辩论，两次上访行政院。后因抗战全面爆发，国都内迁而作罢。
“七七”事变后，成舍我到香港办《立报》，不久汤修慧也到了香港，住在油麻地，与名作家许地山、周俟松夫妇为邻。她仍致力于妇女救亡运动，常与何香凝联络，曾几次主持港九地区抗日筹款募捐活动。半年后，汤修慧随同何香凝、茅盾、千家驹、萨空了等知名人士辗转来到了重庆。故友张恨水不久也到了重庆，出任重庆《新民报》副刊主笔，住在南温泉的几间草屋里，心怀故土，取名“北望斋”，曾两次请汤修慧到家中小宴。
张恨水生前撰文回忆，他在报社中见过汤修慧，已非往日风貌，但谈锋甚健，关心时局，痛恨官场腐败，还是口没遮拦，她说:“我凭办报人的直觉判断，蒋介石不配当抗日领袖，他抗日是勉强的，是被形势所迫……”张恨水觉得他在汤修慧身上又看到了邵飘萍的影子。
(三)
在重庆汤修慧仍主张恢复《京报》。1945年4月，她经过新闻界前辈顾执中的介绍和民主建国会的胡厥文、施复亮商谈，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在重庆出版《京报》。为此她准备采用股份制，引进资金，因为具体条件不一致，没能达成协议。1945年8月日本战败，汤修慧辗转回到北京，继续办起《京报》，每天四版，因印刷设备、新闻纸张等问题，加之编辑部人手不足，开支日增、广告日少，入不敷出。不久便不得不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宣布停刊。
解放后，汤修慧留居北京，作为爱国人士她常参加宣武区政协开的会、时政报告会等活动，在学习会上她常主动发言，总是要求恢复出版《京报》，发还有关《京报》的资料，恢复和提高邵飘萍在人民中应有的地位，她还曾二度写信给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陈述要求，政府重视她的意见，后来就将京报馆发还给她。她就一直居住在原京报馆里。十年动乱后期，汤修慧受冲击离京赴苏，那时她已白发苍苍了。1979年她刚回到百废待兴的北京，政府已决定重新安葬邵飘萍遗骨，正式发文追认邵为革命烈士。报纸上也几次发表文化新闻界人士怀念邵飘萍的文章，这对汤修慧是极大的安慰。她在晚年时期体弱多病，双眼已近失明，1986年春，汤修慧与世长辞，与早她60年而去的丈夫相聚于九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