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留书香沁后人”

周叔弢（1891—1984）名暹，字叔弢，安徽志德人，原天津市副市长，后来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是一名实业家。

周叔弢自幼接受塾师教育，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受父亲喜好藏书的影响，他很早就养成了“胡乱读一些闲书”以及买书、藏书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加上充裕的资金，又使他成为民国时期藏书界的代表人物。

周叔弢最早买书大多是廉价的石印本。1917年一个偶然机会，他买到了“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天禄琳琅是清皇宫最重要的善本书库，嘉庆年失火后，“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了六百余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民间所以得见，乃是后来清末民初有人偷盗出宫所致。周叔弢得书，兴奋异常，此后便用心搜罗善本古籍，最终数量达到四万多册。

在他的众多藏书中，有一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先后只抄成两部，《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明以后，《永乐正本》不知所终，世间仅存《嘉靖副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藏于翰林院的《嘉靖副本》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残本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掠走，或被国内一些人翻检拾走。翰林院仅剩的六十四册被大臣陆润庠运回家中，成为《永乐大典》所剩数量最多的一批。这批书中的60册后来收归京师图书馆，成为第一批入藏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

1951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图书馆将当年由沙俄军队掠走的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听到这一消息，周叔弢立即将自己所藏一册《永乐大典》也捐了出来。他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写道：“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7603），谨愿捐献贵馆，不敢妄希附伟大友邦之骥尾，以传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周叔弢的此次捐献，是他日后捐赠藏书的肇始之举。

继1951年捐出《永乐大典》之后，1952年，周叔弢又将自己所藏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共计715种，2672册，捐给北京图书馆。当时，天津市长黄敬对周叔弢说:“叔老，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私有财产。”周叔弢说他只想到要让这批珍品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并没有考虑其他，并申明捐书之心，“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

周叔弢所捐的这批书中，包括被藏家极为推崇的“二陶”即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当时出面接受捐赠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周叔弢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在收藏界，流行所谓“传承有序”的说法。被称为“陶陶”或“二陶”的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是周叔弢藏品中，最为传承有序、最为有迹可循的。近千年间，这两部书多次易手，被所有藏家奉为至宝。书中留下题跋印鉴者有文彭、毛晋、项禹揆、周春、黄丕烈、汪士锺、董宜阳、鲍廷博、周春、杨以增等名家。两书曾进入过汲古阁、百宋一廛、士礼居、知不足斋、石鼓亭、礼陶斋、海源阁等著名藏书楼。其间发生的无数传奇故事令人叹为观止。1931年，周叔弢购得从海源阁散出的《陶渊明集》。之后，他便非常渴望能得到《陶靖节先生诗注》。1933年，当得知书被北京书商王子霖买去，周叔弢便与之接洽。他的急切心情让王子霖认为奇货可居，竟开出4000银元的高价。为使“二陶”合璧，周叔弢还是不惜重金买下。“二陶”的最后重聚，是周叔弢先生完成的。

1954年，周叔弢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3000余册;1955年，向天津图书馆捐赠清代善本书籍3100余种，2.2万余册;1972年，向天津图书馆捐赠善本书籍1800余种9100余册;1981年，捐文物1260件，古籍图书1827种，9196册……

周叔弢除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之外，还先后担任过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第六节全国政协副主席。2010年3月，《城市快报》发表纪念周叔弢的文章———《唯留书香沁后人》，题目贴切，故借用于本篇。

在天津市和平区，有一条街叫做睦南道，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之一。五大道是相邻而且几乎平行的五条街道，从东往西数，第二条就是睦南道。五大道一带曾经为英租界，建筑多为西式洋楼，旧时多有政界、军界名人退做寓公者在此居住。睦南道住过的名人，有北洋总统徐世昌、张学良弟张学铭、军人孙殿英、高树勋等。据统计，全长不过两公里的睦南道共有西式建筑74座，现被天津市政府认定为名人故居的就有22座之多。睦南道129号是周叔弢的故居。

周叔弢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叔父周学熙曾两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周叔弢成年以后，跟随叔父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又在唐山、天津等地建分厂，后来又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不断发展的企业规模使周叔弢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