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起草中华苏维埃《对日战争宣言》

进入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有增无减；党内王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铁蹄，更使毛泽东忧心如焚。终于，毛泽东病倒了，不得不来到瑞金东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的心里，依然牵挂着被日本侵略者投入血海火坑的东北。他尽可能地收集资料，了解“九一八”以来东北地区的情况，并在给警卫人员讲授政治课时，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东北人民的抗争作为重要内容。当时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1]

“主席给我们讲党的方针政策，红军的组织纪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东北三省的情况，从国内到国外，主席都讲到了，并且每讲一个问题时，他都要举出生动的例子来，使我们听得懂，记得牢”。

这时，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已全部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把侵略战火燃烧到上海，另一方面正对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1955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虎视眈眈，伪满汉奸殖民政权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拼凑过程中。当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切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愤怒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2]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地，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

为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言》庄严宣告：[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地解放和独立”。

对日宣战宣言脱稿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这时，伪满殖民政权已粉墨登场，毛泽东在《训令》中怒斥：“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4]在《训令》中，毛泽东命令：“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5]指示红军报刊经常不断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的事实，激发红军战士的抗日热忱和勇气。特别强调了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6]

“在接近中心城市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统治的地方，可由游击队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游击行动”。

“当着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的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吸引白军士兵，自动对日作战，共同组织指挥这一行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脱离和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

最后，《训令》指示：“加紧动员工农劳苦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要使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7]

由于《宣言》和《训令》中只提到“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8]而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不合乎“左”倾领导者的要求，因此直到4月15日才正式发表。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全国全世界对日宣战，通电内容与《宣言》相同。

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和发布的一系列对日宣战文件，具体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鲜明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妥协退让的丑恶嘴脸，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些文件传到东北后，成为东北党组织领导抗日斗争的指导方针。当时正在创建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杨靖宇更向群众广泛宣传这些文件。1933年5月31日，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杨靖宇将“翻印中央苏区党的上级党部公开文字（对日宣战通电等等）经常散发” [9]作为宣传鼓动工作的第一项。这也是东北抗联文献中提到的第一篇毛泽东著作。

注释：

[1]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7页。

[2][3][4][5][6][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244、246、248、249、245页。

[9] 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摘自《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