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较为薄弱,武装斗争只是在“九一八”后才广泛展开,经验极度缺乏。而在这时,由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已形成新局面,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在领导抗日斗争的实践中,东北地区的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学习运用朱毛红军的经验,杨靖宇在这方面既是首倡者,又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联络不畅的情况下,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多方设法收集有关朱毛红军的资料,经过多方努力,特别是经过地下交通线的努力,一些记载朱毛红军历史和经验的小册子相继传入东北。对于这些资料,杨靖宇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60多年后,韩光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1]
“我在与杨靖宇的接触中,感到他确实是个博学多才的卓越的政治、军事领导者。他随身带有从中央红军那里传来的几本游击战争小册子,经常阅读研究”。
在所有这几本小册子中,有一本记述最为详尽,对杨靖宇的影响也最为深刻。据当时担任吉东特委书记的李范五于1983年4月15日回忆,这本小册子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送到中苏边境海参崴(苏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站,再经国际交通线送至吉东特委,转交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党组织的。[2]关于这本小册子,韩光作了详尽地回忆:[3]
“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使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中,对这本小册子也记述说:[4]
“七月间(1934年——引者注),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责、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综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断定,这本小册子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一书。1934年11月,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杨靖宇主持下通过决议,要求“各参谋部根据‘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和自己宝贵的经验,来经常研究讨论在归大屯附近活动的新的游击战术”。
当时已成为北满地区抗日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兆麟,也一直把这本小册子作为学习军事理论的主要教材。1939年,在给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侯启刚(1941年牺牲)的信中,李兆麟回忆说:
“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
在学习贯彻朱毛红军经验的过程中,杨靖宇特别注重从东北地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逐步形成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杨靖宇的主持下,抗联第一军通过战术研究会、战斗讲评和军事训练等多种方式,发挥集体智慧,总结实践经验,在战斗中注重诱敌深入和集中优势兵力,形成了被战士们概括为“杨司令三大绝招”的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三大战术原则。形成了基本作战方针:[5]
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
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
这一方针把保存自己同消灭敌人统一起来,把战斗需要和维护群众利益统一起来,把发挥战士主观能动性同地形、战利品等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统一起来,和“三大绝招”一起,对南满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指导作用。杨靖宇因此被《救国时报》誉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6]曾为匪多年,熟悉山林作战的伪满“国军之精华” [7]邵本良部千余人,就是被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运用游击战术连续打击并最终全歼的。周保中在1936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评价此役为:“除东边道之大害,去日贼极有力之狗腿”。[8]
在当年的东北大地上,杨靖宇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曾令日伪闻风丧胆、百姓拍手称快。至今还流传着当年的民谣:[9]
抗联队伍有办法,穿上“狗皮”把装化。
头上戴着战斗帽,腰间还把洋刀挎。
粘上两撇仁丹胡,冒充太君来训话。
没等训上两句半。翻译官员说了话:
赶快缴枪举起手,谁动让谁回老家。
敌军官兵傻了眼,一个一个被活抓。
注释:
[1][3]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410-411页。
[2] 李范五:《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册,第135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332页。
[5][6][7][9] 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179、170、182页。
[8]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本书引用的未注明出处的抗联文献,除《六三指示信》外,均引自中央档案馆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档案馆合编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88-1992年出版。
(摘自《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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