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在抗联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对东北抗日斗争最具有指导意义、对东北抗日联军影响最大的，首推《论持久战》。周保中曾把《论持久战》誉为“东北党和抗日联军了解抗战形势、政策和战略战术的指路明灯”。[1]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全面分析中日两国基本国情，规划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本蓝图，指出：“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的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2]

1938年底至1939年初，《论持久战》辗转传入东北地区。立即受到抗联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这部著作对东北抗日斗争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解释。

在日本法西斯当局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总体战略中，东北不仅是侵略全中国的桥头堡，更是“北进”侵苏的前线阵地和“南进”对英美开战的后方基地，无论日本法西斯如何扩大侵略战争，都不可能放松对东北的控制，恰恰相反，只能是更加强化、更加注重。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东北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承受了特殊的困难，它受到日本法西斯的蹂躏最早最久，殖民统治相对于内地更为深化。更加不利的是，东北抗日斗争一直处于孤军苦斗的状态，全国总抗战的爆发尽管在战略上和精神上给予东北抗日军民以巨大鼓舞，但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正处于日军战略进攻阶段的抗战初期，关内战场与东北战场相互隔离的局面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而在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进攻，这就使得东北抗日战争的负担更加沉重、形势更加险恶。

敌我两方面的不利因素，是1938年后东北抗日斗争受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相持阶段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3]这在东北地区表现得更加迅速而明显。

在急转直下的斗争形势面前，东北抗战的前途是什么？东北抗战还能不能坚持？怎样转变才能适应形势？东北抗战在全国总抗战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是怎样的？这些严峻的问题都摆在东北抗日联军面前，而《论持久战》的论述，恰恰为东北抗日联军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指导方针。

正是因为这一切，《论持久战》的理论光芒，照射在白山黑水间，照射在抗联战士的心中。

在南满，《论持久战》一直伴随在杨靖宇身边，成为他最为用心钻研的文件，跟随杨靖宇直至最后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本《论持久战》，是油印本，他经常阅读”。 [4]1939年5月，杨靖宇在吉林桦甸老营沟沙金坑战斗中负伤，转往松花江上游西岸密营治疗20多天，利用这一难得的“空闲”，杨靖宇带着伤病，反复通读了《论持久战》。

在吉东，周保中一直把《论持久战》作为指导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工作的理论基础。王一知永远难忘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难忘周保中手举刊有《论持久战》的《新华日报》的形象：[5]

“记得1938年的一个夜晚，部队刚刚宿营，保中便在篝火旁召集大家开会，只见他手里拿着两张旧报纸，激动地说：“同志们，这是《新华日报》，上面登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斗争就更有办法了！……”他的话语未落，全场立刻响起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欢呼声，当时大家的激动心情和那振奋人心的场面，是我今天用笔墨难以形容的。尽管那两张报纸已经残缺不全了，但每到宿营或休息的时候，保中总是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并认真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周保中、王一知和其他抗联同志从《新华日报》上读到的《论持久战》，的确是残缺不全的。其原因是由于王明的一再阻挠，《新华日报》未能全文刊登《论持久战》，只是由于周恩来和长江局许多同志的力争，《新华日报》社才于1938年7月25日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即“新群丛书”之15），但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后，《新华日报》加强了对《论持久战》的宣传。以《论持久战》精神为指导，周恩来起草了10月7、8、9日的《新华日报》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三个阶段的论述，同时指出：[6]

“中日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换一句话说，中日战争既不是一个阶段被敌人一直进攻到我们亡了国，也不是两个阶段敌人进攻中止后被我们一个反攻打出了中国，而是三个阶段，先是敌进我退，接着彼此相持，最后我进敌退，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这三个阶段如何演进，如何转变呢？我们回答：抗战愈持久，才能愈向有利于我们方面演进，抗战愈胜利，才能愈有利的转入新的阶段”。

稍后，为配合宣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日报》又在报头位置摘发了毛泽东关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7]和“兵民是胜利之本” [8]的论述。但即便是这些片断的论述，也仍然激发了周保中和其他抗联同志的学习热情，使他们更加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必胜前途，自觉地以持久战思想为基础分析东北现状，部署斗争方略。

1939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当时用名崔石泉，1900-1976，后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民族保卫相、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职，授次帅军衔）从苏联将《论持久战》单行本带回东北，在与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谈话中，崔庸建指示彭施鲁认真学习《论持久战》，同时指出：[9]

“中国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很快，在华北的山东、山西和河北、绥远等省份之内建立起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根据地，对日本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形势是一片大好的”。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对敌斗争方针性、政策性的东西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制定，我们的水平太不够用了。当然，有一条是不会错的，那就是不管怎么困难，我们要坚持斗争下去，东北抗日联军即使只剩下两三千人，也会牵制着日本关东军相当的一部分力量，这对全国抗战也是一种配合”。

1939年5月，在与抗联第五军政委季青的谈话中，周保中对东北地区相持阶段下的抗日战略战术作了部署，他指出：[10]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持久战论述，关内的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东北的抗日斗争现在也属于相持阶段；我们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相当长。这个时期应该采取的游击战术是：第一，以小部队活动为主，灵活、方便，不易为敌发现；第二，侧重做群众工作，把抗日的红旗树在群众心中；第三，派人隐蔽在群众之中，不到有利时机不要露面，不要公开和我们联系”。

在北满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联络断绝。直到1940年初才看到《论持久战》，这是由冯仲云在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后从苏联带回来的。在李兆麟面前，冯仲云倾吐着自己的心声：[11]

“我给你带来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这是我们往后抗战中的经典。这书得来不易。它是从中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俄文，从俄文再译成中文，我们是从苏联友人那里得来的。这里面有形势、有战略战术、有抗日战争的前途”。

随后，冯仲云又向北满省委书记金策（1903-1951，历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抗战胜利后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传达了《论持久战》精神，金策表示完全同意和坚决执行，在中共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第三路军部队认真学习贯彻了《论持久战》。1941年，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扎兰屯活动期间，支队长王明贵（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等“干部向战士们讲述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彭德怀的《论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利就打，无利就走’、‘不打消耗战，专打歼灭战’，这些战术原则和战略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在干部战士们的心里”。 [12]

《论持久战》的传达贯彻，进一步拓宽了抗联同志的眼界，使他们在敌伪围困万千重中看到了全国和东北抗日斗争的胜利曙光。

注释：

[1] 周保中：《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2][3][7][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464、511、509页。

[4] 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

[5] 王一知：《忆保中》，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郭红婴主编：《回忆周保中》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6] 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206页。

[9] 彭施鲁：《我在抗日联军十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10]《军史资料》，1986年第4期，第37页。

[11] 冯仲云：《40年与克山奇袭》，《北方文学》，哈尔滨1961年7、8期合刊，第64页。

[12] 王明贵：《转战辰清》，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3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