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剑飞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五四运动”浮雕。
北京“五四”大街上“新文化运动”雕塑。
核心提示
◆ 今天，我们会用各种“标准”对人群予以切割。用标准衡量一切，用指标判断一切，天才难有空间。
◆ 斯文尚在吗，今天，文化传统还在吗，那种Q文人风范还在吗？但是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之所以我们能够发出这种质疑和呼唤，说明这一切在我们内心当中从来没有远走，只不过它需要时间来推进。
坛主小传
赵普光，生于1979年6月，河南杞县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参与编辑著述多种，获奖多项，学术兼职多项。
比1919年“五四运动”更早一些的是当时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文人很多，对社会影响非常大，并且相当一批文人是从报纸杂志社出来的，当然也有一批文人是从高校出来的，基本是这两个体系。
那时中学生都有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关怀
陈独秀以前考科举，接受传统教育，但是后来晚清政府把科举废掉了，这样一来，一批人都没有出路了。这时一个很重要的朝阳产业“出版传播”出现了，报馆、杂志社这样一些实体兴起，给了一批本来出路已断的人一个新的出路。陈独秀当时创办了一个青年杂志，这个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叫《新青年》，它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新青年》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当时中国舆论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和窗口。聚集了一批精英人士，比如胡适，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从而引起了陈独秀的激赏，也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所以才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然后很多人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便亲自登门拜访邀请，把聘书送到一些人手里希望他们能到北京大学去任教。当时很多人从报刊杂志的平台走了出来，这一批人主要是新派，提倡革新，提倡打倒传统。
北京大学后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起源地，中国历史上的一校一刊一批文人模式诞生。一校是北京大学，一刊是《新青年》，一批文人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等。都是些领时代之新风潮流的弄潮儿。他们依靠《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向全国发表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文化的、政治的、思想的、哲学的观念、理念。一个是德先生（民主），一个是赛先生（科学）。但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甚至更重要，那就是自由，因为科学和民主是基于自由的。
西方的文化和文明，进入中国，由此辐射全国。比如说巴金后来回忆，他在成都读中学的时候，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当时他非常激动，深受影响。比如山东的王统照，后来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可惜去世较早，他当时还在读中学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见诸于《新青年》的文章讲的是我们民族的兴亡和人权，怎么去解决问题，呼吁人人平等。今天，反观当下的大学生，发现大家都只是一门心思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等等。那时候的青年，即使一个中学生，竟然有一种身无分文但是心忧天下的关怀。
五四文化人的很多特点，就是“文人风范”
“五四运动”的爆发，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产。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到1919年，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结出硕果，青年人认同于这样一个理念了，认同新的文明再造，要从用文化思想熏陶、舆论宣传的这样一种教育方式，来培养人，来立人。
那样的文化启蒙方式那么快就被抛弃，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空气：外在的压力。那时候人们的焦虑感是亡国灭种的焦虑，这在五四前后一直挥之不去，后来这种焦虑转变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焦虑。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这样一种现状。“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一种用缓慢的文化建设的方式来改变这个现状，先把人改造好，先使人文明，先使人健全和完善，然后才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思路。但是更占主流的，或者说更占话语权的是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通过政治的，甚至是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从而实现一个新的世界，再来改造人的精神文明。这能够迅速见效，更被人所推崇。当时那一批关心国家，关心民族危亡命运的人，内心强烈焦虑。后来这些人都无疑选择了正确的方式来改造这个社会，来实现我们的民族的强盛。但是，事实上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没有得以实现，人们的精神的世界没有得以很好的改造。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完整的、完善的人格的时候，即使一个新的社会建立，但它还不能够称得上现代化。
正是这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当中，出现了很多灿烂的文化星辰。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代几乎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它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五四之后我们跟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却离传统越来越远。
“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
五四文人风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通”。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积淀，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读“子曰诗云”和“四书五经”出来的，这些经典经过长期积淀具有文化的原点意义，他有很多很多的可增生的空间。后来他们出国留洋，能够把西方的文化给化掉，于是就“大通”。就像林徽因是诗人作家，还是建筑学家，还精通绘画和音乐。她的修养是圆形的，以点为中心，她给打通了，而且她在每一个领域又非常专、深。后来的教育体制逐渐专门化，逐渐分科化，完全打散掉，很难实现融通。
“通”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我们讲天人合一，讲的就是一种通，一种打通、一种贯通，这恰恰能在五四文人身上得以体现，因为他贯通，所以他从容。比如徐志摩，他早年和张幼仪结婚，后来到了西方游学，不是留学，游学不拿学位，想听谁课听谁课，非常从容。
还有沈从文，当时在大学讲课经常朝着天花板看，不敢看学生，他有一次往下一看，发现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特别明亮，他被吸引住了，这个学生叫张兆和。沈从文于是就拼命给她写情书，最终，沈从文这样一个乡下人喝上了爱情的甜酒。沈从文追求他的学生，而且用那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如果放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大学老师肯定有问题。这样一些人，他在爱情、在情感婚姻等等问题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道德体制去判断好像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些人都不坏甚至有点可爱呢？这恐怕也是五四文人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五四文人的“真”，或者叫“诚”。他爱什么，他喜欢什么，他不装，我爱了就是爱，我不爱就是不爱了，我不装，我不端着架子，我不做作，这是五四文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风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的碑上铭文是“赤子其人，星斗其文”。赤子，就是讲他的真诚、率真，如果一个人老端着架子，那么这个人肯定是非常虚伪的，什么样的人才会装？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时候才会装。装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底蕴，没有底蕴之后他只能装个架子，只能端着架子，然后让人觉得他有才，要佩服他。
因为有底线和原则，所以有名师风范
五四文人让人膜拜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有名师风范。
比如刘文典，他的学问非常牛。刘文典在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突然一时兴起要去高校视察，于是他就坐飞机莅临了安徽大学，我们想那个场面应该非常隆重才对啊。可惜蒋介石到了安徽大学之后发现，没人睬他，老师在讲课，学生在学习，工作人员都在照常办公。蒋介石很失落，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回南京了，接着要把刘文典给罢官，不让他当校长。
近来有一个话剧叫《蒋公的面子》，讲的是当年的中央大学三个教授，关于蒋介石要请他们吃饭，他们说要不要给蒋介石面子，去不去赴宴呢？那么现在呢？面子反过来了。哪一个官员要请谁吃饭，那是天大的面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他认的是道德、学问和真理，是你这个人。不是权势，不是名利。这些人非常非常纯粹，有名师风范，所以他才能活得洒脱，才能放下，无欲则刚，无私而天地宽。比如说熊十力和费明，他们是湖北老乡。一个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一个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熊十力曾经专门学佛。费明也非常喜欢佛学，他经常去熊十力家探讨，说着说着，外面的人就听到里面在吵，再后来板凳就飞出来了，两个人打起来了。费明说我再也不来你家了。只是第二天，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又探讨，又吵，吵完之后又走了，然后又发狠不来了，但是后来他又来了。他这不是没脸没皮么，怎么能这样呢？其实这也是名师的一种表现。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们吵的原因是学术见解不同，并不是私人恩怨。文人的底线就是在这产生的。今天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风气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向往文明和风范，说明斯文并没离我们远去
下面要说的是天才的空间，又要说到沈从文。沈从文的经历具有励志色彩，他出身非常低微，马马虎虎读了小学，然后去当兵，加入的又是非常不正规的地方武装。当完兵之后去了长沙，在长沙因为一场单相思钱被骗了，他觉得很没面子，不敢回家。最后迫不得已找人借钱，他跟熊希龄沾点亲戚，后来从熊府上拿了钱去北京，成为民国时候比较早的北漂一族，旁听北京大学的课，接着开始写作。可投稿总是石沉大海，没有钱吃饭，于是他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郁达夫就去看他了。那个时候北京的冬天非常冷，郁达夫看到一个小青年，手冻得红肿，趴在那儿写作。郁达夫跟他聊天，然后请他吃饭，把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把自己唯一的一条围巾送给了沈从文。这些对于处于逆境当中的沈从文来说，绝对是巨大的鼓舞。随后沈从文的文章逐渐得以发表，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但是作家的稿费太低了怎么办，他还要养家糊口，就要去学校教书，虽然他没有学历，却照样走进学校讲堂。当时的校长是胡适。沈从文还搞了一场师生恋引起了胡校长的注意，因为张兆和不断接到沈从文的信，一封一封又一封，她把它编成号，实在扛不住之时，就一起交给了胡校长。胡校长一看，说什么意思啊，你害怕你的父母不同意？那我去跟你父亲说。后来我们知道，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了，再后来沈从文到了武汉大学，到了青岛大学，到了北京大学，到了西单联大。名气越来越大。
还有梁漱溟，当初只是个中学教员，因为一篇文章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于是蔡元培就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还有陈寅恪先生，那时非常年轻，而且没有学历，照样能够受聘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等等。他们的经历体现天才需要空间。今天，我们会用各种“标准”对人群予以切割。用标准衡量一切，用指标判断一切，天才难有空间。
人不是机器，是一个一个完全不同的多样的个体存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三种资本，一个是政治资本，或者叫权力资本，一个是经济资本，一个就是文化资本，但是文化资本似乎最不值钱，但却又是最长久的，因为它是“化”，化是什么，它是融化你内心的，使一个人生命内部起变化。因为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向往，这也是文化或者文学永恒存在的重要原因。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在这么冷的清晨起了个大早来听讲座，主要是因为大家喜欢这个话题，仅仅是喜欢就已经足够。因为在你的生命中，在你技术化的繁忙生活之外，需要有内心的世界和精神的空间。你需要这些东西来填充你自己的内心，而内心的东西，才恰恰是我们生命中最根本的。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个性的一个自我。我们每个人在追慕五四文化和五四文人的时候，都充满了一种期待和向往。为什么会向往？就是在现实当中我们需要那样一种风度，那样一种风范。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之所以我们能够发出这种质疑和呼唤，说明这一切在我们内心当中从来没有远走，只不过它需要时间来推进。
（本报记者梅剑飞根据赵普光在南京图书馆举行的讲座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