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四年三月出版
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王明年谱》，是在周国全先生和我一起编写、1991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明年谱》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的。与原来的《王明年谱》相比，新编《王明年谱》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内容更为详尽和全面。原来的年谱只有16万字，写得很简单，很多内容没有写进去。新编《王明年谱》的字数增加了好几倍，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详尽的关于王明的年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明的一生，以及有关王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第二，充分利用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王明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此前，为了编写《王明评传》，周国全先生和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查阅了关于王明的档案。原来的年谱虽然已经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但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利用。而这些档案材料非常宝贵，可能至今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过。因此，这次新编年谱时充分利用了这部分档案资料。
除了国内的档案材料外，我于1995年曾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到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书刊，并复印了其中的一部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还送给我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这些档案资料和书刊，国内的学者大部分也没有看到过，这次新编年谱时也充分地加以利用了。
更为可贵的是，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曾送给我一套由其母亲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如《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和毛泽东》，以及有关王明两次中毒的材料，如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所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等。孟庆树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书虽然已于2011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版，但国内的学者很少有人看到。其他的资料，国内的学者就更少有人看到了。
这些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参见阅读延伸）。对于这些新材料和新看法，新编年谱中都编写了进去。当然，这些说法不一定准确和真实，但至少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和看法，可供研究时参考。
第三，充分吸收了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这20多年来，关于王明以及与他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有很大进展，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评价和分析也更加客观。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提供了很多关于王明的新材料。新编年谱充分吸收了这些成果。连同过去出版的书刊，新编年谱共引用各种书籍250多本、报刊70多种。当然，很多论著对同一事件的回忆、看法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可谓众说纷纭。为了客观地反映王明的一生，我们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并对有关事实做了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至于如何评价，一般不做过多的分析和评判，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辨明是非。
第四，尽量引用原版书籍，并对引文注明出处。例如对于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大家看到的都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由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内部出版、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再版的书。但这本书在1979年就由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两本书内容虽然基本一致，但字句有很大的不同。字句不同，表述的意思就会有差别。应该说，苏联出版的中文版更为准确。新编年谱全部采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新编年谱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了出处和来源。遗憾的是，由于20多年前编写年谱时没有注明出处，很多材料已经丢失，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将出处注明。另外，很多材料来源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这些材料也不能一一注明，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当然，新编年谱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对于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档案资料，没有能够全部复印回来；对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未能前去查阅。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这两个时期关于王明生平与思想的记载。以后如有机会再想法补救，以便使这本年谱更加全面和详尽。
（作者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教授）
阅读延伸
新编《王明年谱》收录的新材料新看点
一、关于1927年3月米夫率领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到中国的任务。过去对此不太清楚。据王明说主要有两个：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二是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人数为三至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并带来五万美元作开办费。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如果真像王明说的那样，当时马上举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并马上扩军，这对于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是会起到重要作用的。
二、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王明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
三、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据王明说，他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他们虽然时常搬家，但仍然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共产国际决定调周恩来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他们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周恩来改变了计划，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
四、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负总责，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据王明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五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四人，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福坦。在周恩来和王明离开上海前，曾开过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解决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福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恩来和王明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开始一个时期，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就是五人轮流当主席，以后才逐渐地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因为卢福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洛甫没有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了。
五、周恩来与王明曾一起编辑《南针》杂志。这个情况过去谁也不知道。据王明回忆说：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他们觉得工作这样忙，哪能离开？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个小型指导刊物，名叫《南针》。王明用韶玉等笔名，周恩来用苏广等笔名写文章，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可惜因为他们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
六、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王明一再说在延安时毛泽东曾派人毒害他。国内学者都认为这是他对毛泽东的污蔑。根据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材料来看，王明确实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于延安严重汞中毒，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护士拿错药在河北省平山县朱豪医院再次中毒。虽然这两次中毒都是医疗事故，但中毒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不是他的编造。（郭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