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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学习和教授

贾晓明

2014年03月27日14:31   来源:人民政协报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刘伯承对学习有过这样的见解:“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子醋。”早在1926年,刘伯承便在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大会上发表了第一篇自己的军事论著。1928年,他留学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36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刘伯承不仅是一位好的学生,更是一位好的教师,为我党我军发现、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早在1932年,他就在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在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期间,先后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他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其间,他主持编写和翻译了大量军事著作,不但为红军培养了大批指挥人才,而且编写了红军最初使用的条令和教程,《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在指挥战争之余,他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便辞去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很多上过刘伯承课的我军将领都认为,刘伯承授课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以风趣、幽默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将深奥的理论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之中。

1931年12月,刘伯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的时候,他第一次讲述射击学。在讲弹道学的一课时,他问学员们:“子弹出了枪口后是直的还是弯的?”虽然这个问题事先已经学习过,一些学员正确地说是直的,但还是有很多人说成弯的。这是因为很多同志文化水平不高,无法从理论上理解,依然直观上判断弹道是直的。刘伯承听后就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也没讲什么道理,只是说:“大家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但事后再没有人怀疑弹道是弯的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不仅及时总结众多的战役战斗经验,而且撰写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目前的战术考察》等军事著作,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非常重视轮训工作。为了向大家阐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刘伯承曾对参加轮训的学员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比铜钱,我们的一双手最多只能拿三几十枚,假若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以成百上千地把钱串起来,没有钱,或者仅仅有不多的一点钱是不行的。空道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光有钱串子,一文不名也是不行的。”刘伯承还根据轮训队的学员在学习中总结出的实战经验,综合整理并亲自执笔写成了一部军事著作《一二九师抗战二周年战术报告》。刘伯承告诉学员们:“《战术报告》都是大家自己亲历的战例,学习起来容易消化。我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是战术素养十分差,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到理论。”

刘伯承始终认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后,学员来自全军各个部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不少人不习惯兵种协同作战。刘伯承针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和学员思想状况,生动地提出了“学会弹钢琴”的口号。他对学员们说:我们已经进入机器时代,部队机械化程度天天在提高,指挥战斗如同使用机器,一颗螺丝钉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全体。为此刘伯承还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四川过去两个人抬轿子,在垂杨柳下过,前面必须招呼‘照高’,后面则答‘弯腰’。这就是前后两人取得一致协同动作的简单章程。两人如此,大军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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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姜萍萍、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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