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旭
张牧石先生的父亲张少良一生喜爱京剧。因受父亲影响，张牧石先生也喜欢京剧艺术，但他的爱好很广泛，对篆刻艺术、古典诗词、书法绘画、武术舞蹈等都有浓厚兴趣并造诣深厚。1950年当时22岁的张牧石在参加了张伯驹先生在北京成立并主持的“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一次活动中相识，从那以后，张伯驹先生非常赏识张牧石，开始了书信往来。
在后来的交往中，张牧石先生与张伯驹先生这对忘年交交往甚密。1970年，张伯驹从吉林省博物馆正式退休，偕夫人潘素回北京，时年73岁（张伯驹在长春市曾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离任退休后，他先在西安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几经周折才将户口落户到北京，回到北京在后海南沿烟袋斜街居住。回北京后，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都来津小住两次，四、五月份春暖花开来的时候居多。他来津主要有三件事，即会三路朋友：一是赏花会戏友。与张少良、历慧良、丁至云（人称二姐，京剧一级演员。曾画有一幅梅花图，张牧石题字，笔者收藏）、程正泰、王则昭（早年曾拜张伯驹为师）等切磋研习京剧艺术（张伯驹是余派京剧艺术传人），也有一些中青年演员慕名而来向他求教或求字求画。然后与友人一起到天津燕园或人民公园（原李氏园）赏海棠花、聚餐美食是他此间的活动；二是会词友，文人雅集，白天赏花，晚间在年轻的张牧石家与天津梦碧词社的词学朋友如寇梦碧、陈机峰、孙正刚等相聚填词和诗。据《张伯驹先生追思集》文中记载：1967年，张牧石就与张伯驹经常书信往来进行“打诗钟”文学创作活动。此时正值张伯驹遭游斗、抄家最为窘迫尴尬之时。他是以这种形式打起自己的精神。另据张牧石撰文：“张先生（伯驹）和我是三十多年的忘年交，尤其是后二十多年他和我的交往可说是最密切的。1950年张伯驹先生在北京成立主持了“庚寅词社”，我是天津梦碧词社的成员，两地词友经常交流，我开始和张先生相识，我们相差三十岁，但张先生对我甚为器重，他喜欢我的词和印（张伯驹很多印章为张牧石所刻）。”还有一种文人游戏打诗钟。张牧石在《张伯驹先生在天津》一文注中说：“诗钟”是一种传统的文人游戏，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于福州。玩法是先设一个铜盘，上悬一线挂铜钱，再横置一炷香，待香烧到线断，铜钱掉在铜盘上发出响声犹如钟声，故曰诗钟。数名文人做此游戏，先各自取一个小纸条，在纸条上写一个字，然后将所写的字条团成纸团。游戏时每人随意抓上两个，打开字条按照上面的两个字，约定用这两个字嵌在第几个字而成为一副七言对联，时间限在铜盘响声之内。这种需要博学与才情的文人游戏成为张伯驹与天津词人的一大快事，年久所作诗钟数以千计，后来结集有《七二钟声》传世，成为佳话。另一个是会棋友，张伯驹先生喜欢下围棋。那时和他对弈的有吴玉如、刘自成等两三位天津的围棋高手。
1972年冬天，张伯驹来津在河北十字街张牧石家住下，张牧石在床脚加长一块板子。那时张家只有两间半房屋（张少良夫妇一间，张牧石夫妻一间，女儿半间），张伯驹来此居住，虽然略显拥挤，但张伯驹没有嫌弃，反而感觉舒适有佳，每晚躺下他和张牧石拥挤在一张床上，与张牧石畅谈诗词书画，尽兴之后却能酣然入睡。白天诗友戏友雅集，赏花说戏，填词和诗，不亦乐乎。
这次小住非同寻常，张伯驹破天荒地住了一个来月。早晨，张伯驹与张牧石、张少良聊天、说戏，中午去起士林吃西餐，然后到楼下喝红茶，下午回张牧石家。此时，文朋诗友陆续前来雅集。张伯驹在津期间，张牧石恭敬相待，其乐融融。有时，张伯驹也偕夫人潘素一起来津在张牧石家小住。此间，张牧石夫人张静怡向潘素请教绘画艺术。
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年正值春暖花开时节，张伯驹先生从北京来天津，此行的目的是赏花。他尤其最爱天津燕园和人民公园里的海棠花，每每赏花都被花的美景锁住脚步而流连忘返。他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张伯驹先生此次来天津先去张牧石家，下了火车，坐上4路绿牌电车，到站下车后，一摸口袋，钱包被人偷了。他悻悻地来到张牧石家。当时，他身穿一套派利斯纯毛料格衣服，头戴鸭舌帽。在那个年代，这身打扮十分招眼。
张伯驹先生在北京有个习惯，先把钱放在他喜欢的饭馆压账，比如北京烤鸭店、莫斯科餐厅等。这样一来，下饭馆吃完了就走，由饭馆自行在他压的钱里划账，用完了再续，有点像今天的刷银行卡。
他来天津住在张牧石家里，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十天半个月。这次也不例外，虽然没钱了，但住在张牧石家里一切照旧，张牧石先生那时家境不是太宽裕，又没有多少积蓄。张牧石夫妇只好强撑门面努力保持张伯驹的一切吃喝习惯，而张伯驹好似一切都很自然地接受，一句客气话也不讲，每天都是尽兴地和朋友欢聚，只是苦了张牧石夫妇了。
过了几天，张伯驹回到北京后，却把所有在天津花销的钱给张牧石寄回来。令张牧石夫妇非常感慨。张牧石常说：“丛碧是真正的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