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昔非
《独立评论》四周年纪念号
黎昔非？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今天恐怕连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不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曾经为《独立评论》立下汗马功劳的经理人，生前无籍籍名，在胡适的背后做了大量鲜为人知而细致入微的工作。
翻阅旧时报刊，仿佛能够体会黎昔非平淡人生的曲折、隐逸和委屈的况味。至于他与胡适的关系，则让我们看到了胡适性格的另一面。
黎昔非1930年7月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是广东兴宁人，与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同班，而且还同寝室。
1932年4月，在吴晗的推动下，应胡适之约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曾被长期误为胡适同乡章希吕），一直到1937年停刊为止。
据黎昔非在自传和其他一些材料中反映，他同意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原因有二：一是在主观上他希望能半工半读，对研究生学业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二是客观上胡适的地位、名望以及再三邀请使得黎昔非不得不接受这个“荣恩”。但是，他的初衷并不是放弃学业把这当一个正式工作。
1933年开始，黎昔非多次提出卸任都遭到胡适的拒绝。他在自传中说，“几次欲辞掉未果，终于为生活所关而未果。”
巨大的代价
大家都知道，胡适对人慷慨热情，连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只要夸耀他几句，他也乐于帮忙、成人之美，如为他人写学历证明、介绍工作等，故时人都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对于厚爱有加的弟子罗尔纲、吴晗，他更是如此。相形之下，对于黎昔非太不近人情。
1931年，黎昔非在北京是读研究生，罗尔纲没有考上研究生，是应胡适之约做家事的，如教子课读、整理其父遗稿等，并在胡适指导下做些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后来，胡适又想推荐罗尔纲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文书职位，月薪120元，这在当时是待遇优厚且又体面的工作。可是罗尔纲想做研究工作，胡适又力排众议将其推荐入北大研究院考古室任研究助理，月薪60元。
让人费解的是，黎昔非是考入北大研究院的，而胡适却将其“拉出来”去做《独立评论》的宣传、印刷、发行等烦琐的行政工作，且只给月薪30元（连投靠胡适的同乡章希吕在《独立评论》担任部分校对工作也有80元）。等到黎昔非1934年结婚，才涨了10元。
1932年前后，黎昔非的学历在罗尔纲、吴晗之上，学问也在此二人之上。可惜胡适没有去好好栽培他、帮助他。黎昔非的好友丁白清回忆：“我知道他当时非常痛苦，又不敢走，薪水只有三四十元，又不够用，我建议他：叫胡适介绍中学教员，教书兼职，他始终都不愿意这样做。”其实，《独立评论》的经理工作非常烦琐、繁忙，黎昔非也很难有时间兼职，更无时间完成学业。
木讷的性格
1937年，黎昔非、罗尔纲、吴晗这三位中国公学的同学，因抗战爆发一起南下。吴晗前去云南大学做教授，罗尔纲前去长沙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无学术名气、无研究生文凭的黎昔非只能回老家教中学。
应该说，黎昔非、罗尔纲、吴晗三人的性格是存在差异的。黎昔非的好友林均南评价他说：“不爱说话，更不喜欢表现自己，所以他跟任何人来往，都是简单而扼要的几句话。”
黎昔非曾向他的儿子黎虎讲述他与吴晗一起等候胡适的故事。一次，吴晗与黎昔非在北海公园等候胡适，当远远看到胡适走过来的时候，吴晗迫不及待地奔上前去，边喊“先生！先生！”边急忙地去握胡适的手。而黎昔非呆在原地不动，直到胡适走过来，他才喊“先生”。
黎昔非回老家后，在家乡一连教了七年中学。直到1944年，闻一多介绍他到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门担任助理研究员。这虽然属于学术工作，但与黎昔非的专业不对口，也不符合他的兴趣，况且那里的资料稀少，不利于研究工作。但黎昔非还是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学术专著《本草产地考释》（三卷）。
曲折的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大学恢复，黎昔非有了可以到大学后教书的机会；他的学术著作考核、工作年限等都满足条件，唯缺研究生学历证明。为此，他不得不求助于北大校长、他的老师胡适。
按说，黎昔非没有拿到研究生文凭，胡适难辞其咎，现在帮一把应在情理之中。可是黎昔非给胡适一连写了三封信，胡适一封都没有回。黎昔非只好又回到老家教中学。黎昔非给胡适的三封信，至今还保存在胡适秘藏书信里（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吴晗致胡适的信，里面涉及吴晗提议其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一事，黎昔非因此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紧接着是灭顶之灾，于1970年12月16日含冤逝世，让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