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林默涵1913年1月生于福建省武平县,1928年初中毕业后,负笈求学福州、厦门,接受进步思想,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辗转于报界,在上海参加“左联”。1938年到延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和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一起编辑中共中央新创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编发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5月,林默涵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对他的一生文艺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还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处工作,发表了大量文章,对群众创造的新型人民文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出现的新的文艺形势,对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所展示的新面貌,都给予了热情的讴歌。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林默涵的杂文集《狮和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飘扬时,林默涵受命来到了北京,此后他的工作没有离开过党的思想、文艺战线,并成为党在思想、文艺战线上卓越的领导者。
1952年春,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林默涵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林默涵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54年,林默涵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动员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出任文化部长。茅盾曾婉言推辞,勉强出任后又提出辞呈,但未获准。1956年9月18日,中国作协以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等人的名义向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送交《关于改进当前文艺工作的建议》,其中就建议由茅盾实际主持作协工作,辞去或虚化其在文化部的工作。报告指出:“像茅盾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因忙于行政而写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们会受到责难的。”作为茅盾“学生辈”的林默涵,能与人联名作此建议,可见他肩负的使命。
当时,一些重要的文艺活动也都有林默涵的身影。1957年2月16日上午,林默涵接到胡乔木电话通知,来到毛泽东中南海的居住地,参加中央领导和部分文艺界领导人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在是年风起云涌的反右运动中,他负责的文艺处没有划右派分子,也没有打反党分子,甚至没有论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文艺工作中。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头脑发热,把工农业生产中的“跃进”做法照搬过来,提出“人人做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县县出一个梅兰芳、郭沫若”。林默涵就此评论:写诗不是每个人想写就能写的,人人都能写诗,这不是违反文艺创作规律吗?!
1959年5月3日,林默涵聆听了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文艺界纠正“左”的思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林默涵和所有听到讲话的文艺界人士都受到鼓舞。8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仍管文艺。在这年12月12日至1960年1月4日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林默涵作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的长篇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多方面的重大发展,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界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1960年11月14日,林默涵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有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教工作座谈会。会后,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周扬和林默涵决心重新提出1959年上半年酝酿的起草一个条例、开一个会、向中央写一个报告的“三一”计划。周扬提议条例的详细条目由林默涵考虑。
1961年1月至3月,林默涵分别主持召开了话剧、戏曲、电影、美术、报刊等五个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其主要内容是: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其中特别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团结党外作家、艺术家;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反对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强调尊重艺术规律,防止片面追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强调文艺界批评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以说,这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言的。
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讨论“文艺十条”初稿。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对“文艺十条”基本肯定。休会时,林默涵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文艺界另一位领导人陈荒煤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第一次反对“左”倾的会议。会后,周扬、林默涵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对“文艺十条”作了几次修改。
8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把“文艺十条”印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各地文艺界普遍拥护,认为这个条例可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有人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世世代代传下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它右了。“文艺十条”因此被压缩为“文艺八条”。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后,3月2日至26日,林默涵和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受周恩来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国剧协名义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60多名剧作家、导演、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这是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上,首先让大家“出气”,批评文艺领导工作中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发号施令、粗暴干涉等错误,并将这些问题如实地反映给专程赴会的周恩来和陈毅,请他们作报告。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提出要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称为“人民知识分子”,并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专家学者“承认错误”,表示“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我作总的道歉”。陈毅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还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讲话,对广大知识分子都是极大的鼓舞。
在林默涵、齐燕铭的主持下,广州会议贯彻了新侨会议的精神,热烈讨论了促进创作、百花齐放、积极表现人民的新时代和鼓励题材风格的多样化问题,在整个文艺界、知识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大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广州会议上,许多文艺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条例。回北京后,林默涵根据周扬交代,又对经过修改的“文艺八条”作了小改动,将之送给陈毅。陈毅对此作了首肯,认为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报送中央书记处。4月30日,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文艺条例以中央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交口称赞,誉之为“文艺大法”。
在广州会议精神激励和“文艺大法”庇护下,许多文艺家都感到那种油然而生的创作欲望又回来了。各地文艺工作者精神振奋,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全国的文艺创作呈现出一个良好势头。对此,林默涵深感高兴。
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上,林默涵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理论家、实干家。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的创作,就倾注了周恩来和他的大量心血。他曾著文回忆“文革”前的那几场文艺风波:“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经过阿甲、翁偶虹等大幅度修改成为京剧剧本。……至于《红色娘子军》,同江青毫无关系,是我们定下来,排练好请她来看的。我曾带京剧团到上海沪剧团学习过。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那时,三红(即《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文革”中,文艺界成了重灾区。林默涵也因此历经磨难。粉碎“四人帮”后,林默涵和文艺界一样迎来了新的春天。1977年,他从江西丰城回到北京,具体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注释工作。他带领有关专家和编辑骨干,深入研究,艰苦工作,使全集注释工作于鲁迅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社会影响极大。
恢复文化部副部长和部党组成员职务后,林默涵马上为包括丁玲在内的文化系统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而奔走。他还受命担任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组长。他主持召开的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会议。沐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春风后,林默涵抱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这支当年曾受周恩来关注和扶持的队伍能重新集结,向新时期迈进。作为第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大会秘书长,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认为应从历史的高度来筹备并召开这次会议,为此做了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的肯定。
1989年12月,林默涵担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为促进文艺界的团结、推动全国文艺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1月,林默涵在北京逝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是对他的盖棺论定。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四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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