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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和关东军的“帝位之争”

贾晓明

2014年05月15日11:08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溥仪和关东军的“帝位之争”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复辟大清王朝,恢复没落的封建统治。溥仪把在天津的新居取名静园,意思是并非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天津的7年间,日本从未放松对溥仪的拉拢和控制。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溥仪终于和日本关东军勾结在一起。

1931年9月30日,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邀溥仪到海光寺兵营,让他与板垣征四郎的代表见面,怂恿他“到祖宗发祥之地主持大计”。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前往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关东军又派出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懂几种方言。他熟知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风俗。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片仓衷说土肥原“专爱结交中国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各种情报好像自动地就到了他的手里。他是搜集情报不可缺少的能手,也是日中交往最理想的人才”。

11月3日,土肥原访问了静园,他对溥仪说:“关东军没有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新国家”是“独立自主的,是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日本只是将和这个“新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会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溥仪只盼复辟,追问土肥原说:“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答称:“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临走时,还告诉溥仪不要泄露会晤内容,但天津报纸第二天就披露了土肥原会晤溥仪的消息。

对此,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张学铭(张学良的弟弟)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命令,严密看守“静园”,不得放走溥仪,高友唐也带来了国民政府同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的消息。

土肥原认为:“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此后的几天里,溥仪得到消息说,恭亲王溥伟前些时曾由日本人保护祭祀沈阳的“北陵”,又一度传说溥伟要搞“明光帝国”,这些事引起了溥仪的紧张。11月6日,溥仪收到水果篮,里面发现了两枚炸弹。经日本驻军检查,发现“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造的”。这又让溥仪更加恐惧。8日晚,又发生了2000多人参加的“暴动”,这些人竟在日本租界内开枪,“枪炮之声,彻夜未息”。虽然张学铭果断镇压了暴乱,但第二天,日军又发现一名士兵“被中国军队所害”,下令“开炮还击”,并宣布租界“戒严”。随即,日军派一装甲车封锁溥仪寓所,对溥仪加以“保护”。10日晚,土肥原派人把溥仪弄到英租界码头,经白河偷偷开出大沽口,换乘“淡路丸”到达营口,板垣征四郎派人迎接。

1932年2月,日本认为成立伪“满洲国”的条件已经成熟。22日,板垣征四郎就建立“满洲国”事宜向溥仪通报。板垣征四郎称溥仪为“阁下”(以前是“陛下”),告诉溥仪说:“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但溥仪激烈反对,说绝不能取消大清皇帝这个称谓。

板垣解释说:“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法”。溥仪听到“议会”两个字,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双方争了3个多小时,谁都没有松口。

板垣事后找郑孝胥、罗振玉,责令他们传话说:“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是看作敌对状态,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答复。”郑孝胥连忙来提醒溥仪说:“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溥仪虽然害怕起来,但依然提出:“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板垣最后表示同意。

3月4日,大批“代表”前来“请驾”出山。溥仪在“谦逊”后表示同意,但仍然不忘记公开表态说:“暂任执政一年。”6日,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溥仪到达汤岗子。板垣将关东军拟定的伪满人事安排交给他,并告诉他在就任“执政”后立即与关东军司令官“换文”,缔结日“满”密约。溥仪一一允诺。9日,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簇拥着溥仪一道抵达长春,在一所旧道尹衙门里举行“典礼”,溥仪就任“执政”。一年后,溥仪并没有辞职,直到1934年,才最终熬来了伪“满洲帝国皇帝”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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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程宏毅、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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