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文超 逄春阶
1950年新一摄于青岛
新一近照
在掖县(现莱州市)沿海一带有个风俗,每年夏末都要在海庙举办庙会。1939年,又逢海庙庙会,组织上给了一个任务,让新一利用是当地人的身份,趁庙会人多,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战。
下午,新一发完宣传品回到家,同乡的七八个小姐妹来找她串门。门外突然传来了很响的砸门声,紧接着街门就被踢开了,一帮黄皮子(伪军)端着枪,叫喊着“不许动”,冲进了院子。新一知道被敌人堵了窝了。她悄声叮嘱姐妹们别慌,全部躲进东屋,自己一步冲进西间屋,把一些宣传材料压到炕头边的尿盆底下。
日军和伪军站了满满一院子,新一跑进屋叫起假装睡觉的父亲,请冲进屋里的一个伪军官落座。
这位伪军官手里拿着枪,把东屋的门帘掀开,几个同乡小姐妹吓得挤在一起发抖。他转身上下打量新一,盯着她说:“你是八路!在庙会上搞宣传的就是你!”
“什么是八路呀老总?我在哈尔滨上学,才回来。”新一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这时伪军官把手枪收起来,突然也换了一口不太地道的东北话:“巧了,我也是从哈尔滨回来的。”
新一一听,像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似的,上前与伪军官套近乎:“大哥,你也是从哈尔滨回来的?太好了!你住在哪块儿?我住在南岗。”接着她又说了哈尔滨好多地方,一听就让人相信她久居哈尔滨,在当地只是初来乍到。“大哥,你的哈尔滨话已经变了不少,回来多久了?”
伪军官反倒不自在了,支吾着:“我已回来好几年了。我在那住了没多久。”
新一笑着吩咐父亲姜云清:“爹,老总也不是外人,你快去给老总弄几个鸡蛋吃。”姜云清明白,女儿的意思是掩护他出去送信。
新一很快和伪军官熟络起来,边喝水边“唠嗑”。伪军官说:“你今天幸亏遇到我带队,要遇到别人非带走你不可。你看你那个打扮,说话,一看就像个八路宣传员。今天庙会上就有几个八路在演讲,撒传单,搞宣传。前几天,我们还抓了几个妇救会长。你年纪不大,可不简单……”
正说着,外边突然响了枪,接着街上传来敌人嘟嘟的吹哨声。有人叫喊:“八路来啦!快走!”新一知道,这是区中队的同志在村头放枪,那“枪声”其实是放在铁桶里的鞭炮声。调虎离山,闯进新一家门的日本兵和伪军正要撤退,那个伪军官看到院子里放着几辆自行车,又起了疑心。新一的母亲出来解释:这是远道来赶庙会的亲戚的车子。其中有几辆被姜云清趁人不备放了气,剩下几辆有气的,被匆匆离去的敌人推走了。
这次惊险的经历,让革命经验丰富的姜云清感到留给敌人的疑点太多,他们肯定还会找上门来。他让新一和别的同志抓紧转移。
身份暴露改名新一
1939年初秋,姜云清被日本兵抓走。新一还记得,那天接到组织上的消息,连夜回去探家。为了避开村庄里的敌人,她沿着海边,赶了25里路。夜晚的大海黑得吓人。当看到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父亲时,她的心碎了。日军让姜云清供出海庙一带共产党的情报,他宁死不招。
“别哭孩子,这笔账咱记着。你在八路里好好干,别挂着家,我不要紧。快让你娘给你弄点吃的,连夜赶回去吧,天亮了就不好走了。”新一擦干眼泪,揣上母亲给她准备的两个饼子,连夜赶回了部队驻地。
这次深夜探家,给新一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今日回忆起来,她的心中难以平静,感觉就像是发生在昨天。
带着家仇国恨,新一曾做好准备奔赴延安,后来因病耽搁,被调到西海地委宣传部。1942年初,西海党校新的一期“敌占区我地下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开学,新一任教员。这样的训练班一般一个多月一期,完全军事编制。在培训班纪律严格,学员的名字大都是化名,互相之间不能发生横向关系,不准互相打听。
1943年夏,新一在朱桥镇日军据点附近的一个村里秘密办班。一天傍晚,西海地委政工部的一个同志,找据点里的一个日军翻译官在这个村里谈话,准备策反他。新一偶然闯进了谈话的屋子,见政工部的同志正和一位陌生人说话,就装作不认识,转身要走。没想到政工部的那个同志警惕性太差,自认为对翻译官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竟然当场就把新一向翻译官作了介绍:“这是地委宣传部的姜同志。”新一一愣,认为那个同志严重违背了地区工作保密原则。她礼节性地点点头,就急忙出了屋。回了后院,她马上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校部同志,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让大家做好转移准备。
事实证明,对翻译官的策反工作并没有成功。次日拂晓,翻译官领着大队日军直扑这个村子,结果扑了个空。这位翻译官的姐姐和姐夫是地下党,早向组织汇报了他的动向。日军对新一曾经居住的那户人家拷问了半天,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抓走了房东的儿子和一些百姓,抢了许多牲畜家禽,把村里的房子烧了一半。
日军的暴行激怒了八路军。区里分析,日军没有找到培训班,肯定还会再来,一定要反击他们。次日一早,朱桥据点的日军又出来对附近几个村庄扫荡。区中队得到消息,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两旁,部分人化装成干农活的农民,分散在两边的地里锄地。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区中队拉响了地雷,顿时枪声大作。敌人被打蒙了,乱成一锅粥。这场漂亮的伏击战,不仅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而且活捉了翻译官。
没有想到的是,狡猾的翻译官在路上逃跑,返回日军阵营后,又带着日军对周边村庄进行了扫荡,甚至派出便衣的侦查队,冒充八路打探“姜老师”和培训班的消息。
这次一波三折的经历,让“姜老师”的革命身份暴露了。组织上决定:一、批准她改名字；二、一定要尽快除掉翻译官。
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八路军部队多次化险为夷,并适时做出反击。这位日军翻译官后来被自己的姐姐和姐夫大义灭亲。原名姜慧卿的新一,有了今天这个名字。
“新一是什么意思?”记者问。
老人答得干脆:“新中国的一个兵!
革命姐弟街头偶遇
在和侵华日军的周旋中,新一几经生死,她成长得很快。
日军在胶东地区开展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新一曾多次乔装打扮,秘密转移,甚至身藏悬坟,在和敌人的遭遇战中,冒着枪林弹雨,衣袖都被子弹打穿。目睹了敌人血洗小山村的暴行,她的革命意志变得更加坚定。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中,西海地委党校党员(干部)培训班从没停过。
培训班不是战斗部队,基本上没有战斗力,肩负着繁重的培训任务,同时要保证学员安全,保护党的后备干部力量。他们采取游击式教学法,见缝插针——敌人来了,他们马上就走,走到哪学到哪,有时跑到山上,就地取材,石头当座椅、课桌,坐下来就上课；敌人出动扫荡,他们就转到敌人身后,甚至在据点根下办班；有时情况紧急,他们就地疏散隐蔽,敌人一走,立即集中恢复上课……
这样出生入死的紧张气氛,一直延续到1945年。
1945年春节后,大反攻频传捷报,日军的据点不断被拔掉,敌占区日益缩小。8月的一天,新一所在的培训班正在上课,突然村里像炸了锅一样,锣鼓声,喊叫声,夹杂着各种家什的击打声,响彻村子上空。学习班的干部们预感到了什么,一窝蜂地冲了出去。果然,街上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哭着、笑着、喊着、叫着,相互拥抱着、捶打着,有军人、有干部、有民兵、有群众,大家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日本鬼子投降了!”
村里的大喇叭响了,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听党校校长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宣布:“同志们,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投降了!我们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有人在村里的土地庙前架上了鞭炮,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知是谁扯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彩绸,不论男女老少都上场了,有的扭秧歌,有的打腰鼓,有的跳舞,有的唱戏,要多热闹有多热闹,狂欢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莱东解放了。新一到莱东开展工作,一天,她进城办事,恰巧碰到胶东公学(胶东区党委的青年干部学校)进城。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大街上,一个身影引起了新一的注意——他,大约1.9米的大个子,头戴八路军帽,斜背一挎包,腰扎牛皮带,腿上打着灰色绑腿,手提一把小提琴,十分干练潇洒。
“乃玺,是乃玺!”突然发现离别七八年未见的弟弟,新一兴奋极了。她什么也不顾,挤出人群冲了过去。姐弟两人相拥,喜极而泣,周围的人们朝他俩鼓起掌来。让人痛心的是,乃玺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年代的到来,1947年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