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不是晴天霹雳，而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产物。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仗义执言，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反对‘顶峰’的提法。本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
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在上海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朱德到了杭州，终日闷闷不乐，常常暗自叹气。当时，在江西搞“四清”的康克清赶来看他，吃饭时，康克清发现朱德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康克清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很担心地问：“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语。
饭后，朱德把康克清叫过去，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康克清听了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后来，他的秘书告诉康克清是因为罗瑞卿的“问题”，才让他忧心忡忡。
1966年4月1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三十次会议。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在会上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朱德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读马、恩、列、斯的32本书，并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时就天天读书，今书也读，古书也读。今书就是毛主席的书，古书就是马、恩、列、斯的书。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劝大家读一读。”
5月4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5月12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朱德半年前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
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下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11人，新增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朱德原本是党的八大选举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个职务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由原来的第四降到了第九。同时，刘少奇、陈云由原来排名第二、第五分别降为第八、第十一。邓小平虽然保持排名第六的位置，但和刘少奇一样，实际是靠边站了。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于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搞乱全国火上浇油，一场全面内乱开始降临神州大地……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80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有一次，秘书走近，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秘书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他神色凝重，心事沉重，时常好久不说一句话——沉默，就是无声的抗议，是不妥协的语言！
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多次坦陈自己的看法。12月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9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1967年1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1月1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1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邀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
为此，中南海这片令大多数中国人仰慕和神往的地方也响起了一阵阵“打倒”、“炮轰”的口号。傍晚时分，康克清乘坐的轿车驶进中南海，忽然看见楼前围了许多人，心头“突”地一下，眼前闪出一个大问号。原来，造反派在这里捣乱。于是，康克清开始接受较“文明”的批斗。
康克清只见“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不！这不是真的！”康克清在心里大声呼喊着。毕竟，她太了解朱德了，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当时，朱德在玉泉山上，这是周恩来的主意。玉泉山位于京西，洞壑迂回，流泉密布，风景如画。当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攻击朱德的大字报时，周恩来闻讯赶到朱德家，一面安慰他要保重身体，一面劝他到玉泉山去休息休息，玉泉山风景好，也比较平静。朱德听从了。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时，造反派也找上门来了。造反派“勒令”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只见那些墨迹淋漓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内容五花八门，语气恶毒凶狠。朱德一言不发。康克清搀扶着，说：“老总，不要看了，夜里太冷。”朱德终于大声说了句：“冷什么，再冷，比过大雪山？”
康克清说：“有什么好看的，纯粹是造谣！”朱德冷笑：“所有大字报，毕竟还有一点是真的。”康克清不解，朱德补充一句：“只有两个字是真的——”身边的秘书一愣：“哪两个字？”朱德用手中的拐杖敲打地面，大声说：“——那就是‘朱德’两个字是真的，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
康克清和秘书相视无言。朱德边掉头而去，边说：“心怀叵测！不看了！没必要看啦！”
1月底，北京正值冰天雪地。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
造反派受指使抓走了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孙泱。孙泱是朱德的革命引路人孙炳文烈士的长子、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长兄，曾给朱德当过秘书，朱德视如亲生。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曾说，除了出版他的著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也要出选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孙泱曾为出版《朱德选集》收集过材料，整理过文稿。他们抓走孙泱，目的是逼其交代朱德的“罪行”。最终，孙泱被迫害致死，这使朱德痛心不已。
同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领袖”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大字报墙前，人潮涌动。攻击、揭发、批判朱德的大字报位置显赫。高音喇叭里，女播音员声嘶力竭地广播批判朱德的稿件。聂元梓鼓动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老吗？我是聂元梓。我们准备揪斗大军阀、军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历史上多次反对毛主席的朱德！您有什么指示？”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
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有一次，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揪出去批斗，要她承认是“走资派”，还逼康克清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克清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走资派’，我和老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
于是，康克清被迫关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之后，被10多人推推搡搡地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3个大字的高帽子，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游街。卡车在北京市区的街道上绕了一圈，那10多个押运的人沿途高呼“打倒康克清”。当卡车路过中南海西门时，口号声喊得更响。
回到家里，康克清已经很疲倦了。她望了一眼背靠在沙发上的朱德，自言自语：“这倒好，你堂堂一位开国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成了‘黑司令’，我一个穷苦的‘望郎媳’出身的老革命也成了‘走资派’。”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望一眼相伴多年的老战友、好伴侣，坦然地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
当时，一伙从北京派出的所谓“揪朱兵团”来到四川仪陇朱德的家乡，公然召开声讨朱德大会，打烂了朱德旧居陈列室，煽动群众反对朱德。
这年2月，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时，周恩来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把江渭清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江渭清到北京后，得知朱德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心中又增加了几分忧愁。他担心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否经受得住造反派的责难，很想去看看朱德，又担心有什么意外，就给朱德家里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康克清。当听到被周恩来总理保护起来的江渭清想探望朱德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一见面，朱德便亲切地询问：“渭清同志，你身体还好吧！住处安全吗？”危难之时，听到朱德此番问候，江渭清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朱德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今天你来了，我们随便谈谈心。”朱德微笑着说，并给江渭清让座。在朱德面前，江渭清恨不得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下子全倒出来。他讲述了江苏“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沉默片刻，说：“江苏省的情况，你要向主席反映。”
江渭清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朱德听后，颇为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江渭清的喉结蠕动了一下，像是十分干渴似的，但他没有去端面前的茶杯。“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听到朱德这席话，江渭清眼前仿佛明亮了许多，心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这时，江渭清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饭时，朱德留江渭清吃饭。这时，江渭清心中有顾虑，半真半假地说：“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朱德身子往后一仰，笑得很开心：“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
江渭清十分感激朱德的关心，但依然面有难色，他不想给朱德添麻烦。康克清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江渭清听了，心里踏实了许多，再也不好推辞，就在朱德家里吃了一餐便饭。
没想到，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
凭着自己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经验，朱德看清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究竟要干什么。这一段时间，朱德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德要秘书陪他去找周恩来，可是到了总理办公室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是啊，总理作为国家的总理，什么都要管，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实在太忙太累了，怎么好再去增加他的负担呢？
1967年，对于朱德说来，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一次，儿媳赵力平从外地到北京来看望朱德，造反派不让她进中南海。最后，还是康克清从妇联来接她，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交谈中，赵力平就社会上当时的一些很不理解的流言问起自己的婆婆：“过去我们学历史，讲的是毛主席和公公在井冈山会师。现在，有人说是林彪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这是怎么回事？”康克清一听，脸色严峻起来，沉默了好久，才严肃地说：“井冈山会师，那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你们要相信毛主席，这件事会弄明白的。”
康克清回到家后，愤愤不平：“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朱德默默地坐着，没有反应。秘书问：“大姐，怎么回事？”康克清恼怒地说：“儿媳小赵探亲被拦在门外，不让进来。我上前问，告诉说有通知，以后老总的子女也一概不许再进中南海！我们的孩子，凭什么不让回家？老总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吧？就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不犯法，也有回家的自由呵！”秘书默然。
康克清还是“喋喋不休”：“什么都不按制度办了！什么法制观念也没有了！文件停发，保健医生、警卫撤走，老总的出入也要向他们请示。现在，连起码的家庭生活也不能保障！简直太不像话了！”
朱德看了看康克清：“你少说几句好不？越说越烦！”这时，康克清才冷静下来。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看望朱德时，对“林毛会师”这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也表示愤愤不平。当时，朱德摘下老花镜，郑重地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担担子的挑夫……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说话间，朱德摇了摇头。
不一会儿时，朱德勉励萧华：“近些年，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要抓紧学习呀，多看些书，特别要多看些哲学方面的书。”朱德见萧华凝视着桌上的一本书，转念一想，问：“你家里还有书吗？”
“我的家给那些人抄了3次，一掠而空，什么都抄走了。”萧华言语间有一种愤怒。朱德站起来，打开书柜，说：“我这里有书，我送一些给你。”萧华连声道谢，从书柜里选取了几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朱德一边点头一边说：“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他眼前时兴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要好好学习，它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列的武器。”
1968年7月，钓鱼台，江青的豪华房间内。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江青冷笑：“好嘛，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我们深挖阶级敌人，也不怕多，越多越好！”康生奸笑说：“触目惊心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是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29人是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7人靠边站的，有病的3人和死了的28人，只剩下37人！”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对那些老家伙，对那些不跟主席路线走的人，绝不手软！有多少，揪多少！”
康生神秘地说：“我算了一下，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60%。另外，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江青十分兴奋：“你就放手办吧！只要有利于主席，主席一定会支持咱们的！”
谁想到，就是他们一伙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10月17日的小组会议正在进行。谢富治站起来，指着朱德的鼻子，说：“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在三河坝，他当着全体红军战士的面，公开叫喊：‘要革命的，跟我走——！’他从来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一条心！陈毅那时候就是他的参谋长！他们俩反对毛主席，反了40多年！”
朱德拍案而起，逼视谢富治：“我问你，1927年8月从南昌撤出后，你跑到哪里去了？一个革命危难之际的逃兵，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讲话！另外，我告诉你一点党史知识——当时的整编在天心圩，不是在三河坝！还有，陈毅同志当时是整编后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而王尔琢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这时，谢富治狼狈至极。
接着，江青高声喊叫：“可在延安的时候，你压制过我！你们逼主席表态——不让我参与政治！就是怕我识破你们的篡权野心！主席自己不好讲。主席那时候也受你们的压制！”
朱德泰然处之，看也没看她一眼，调过屁股，坐下，双手拄杖，只望天外……
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朱德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在这次全会结束后，朱德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1950年至1966年的380篇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5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1968年12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9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16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
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说：“朱德有两本很厚的《朱德传》，自己吹自己。1922年，他到上海去找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要求入党，连陈独秀这个机会主义都觉得朱德是个军阀。”
张春桥讲这话，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想加害朱德。其实，陈独秀当年出于对党负责，对为了国家民族前途而弃旧图新的朱德提出的入党要求没有接受，是有一定道理的。最终朱德完全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并以一生的奋斗证明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带着个人野心投机革命的人。
至于张春桥所说的两本《朱德传》，一本是指刘白羽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朱德将军传》，可是当时还只是未成书的复写稿；另一本是指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本书到1950年5月作者去世前完稿——张春桥讲这话时，一直没有中文译本出版，更没有在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没有想到，这一切被张春桥用来作为诋毁朱德的口实。
江青将康生分类出来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在会上提到朱德、陈云等人时称：“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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