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不该遗忘的政治活动家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张申府被人所熟知的，是与冯友兰、金岳霖等齐名的著名的哲学家身份，他的政治活动家的事迹却介绍不多。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政治名人和先驱式的学术家淡出历史舞台。历史仿佛在他身上失去了记忆，尤其是他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张申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什么角色？由声名显赫转入沉寂冷落的原因何在？

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张申府（1893～1986），河北献县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先学哲学后学数学，1917年肄业留校任教，教授预科部逻辑学和数学。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张申府在授课之余，曾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从事管理工作，常常和李大钊聚谈，关系日益密切。在暑假李大钊回家休假期间，张申府曾两次代理其图书馆主任职务。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了传播和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张申府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使得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交流思想文化界的最新动态，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传播。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3人越来越感受到仅靠《新青年》已不能满足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1918年冬，3人商讨办一“更迅速、刊期更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与《新青年》互相配合，相互补充，即《每周评论》。

张申府出任《少年中国》《新青年》编委和参与创办《每周评论》后，仅在1918～1920年间，就先后为这3个刊物撰稿30余篇，大力宣传“自由”“革新”等思想观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早已传为佳话。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有张申府的一份功劳。

1920年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下，李大钊和张申府见到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认为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早日建立党组织。于是，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边酝酿建立党组织，一面将维经斯基介绍给陈独秀。

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的建党活动也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当时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名党员。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成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之后，张国焘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党组织的最初成员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由此，张申府成了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张申府就离开北京赴法国里昂大学教授逻辑学。1920年底，张申府顺利到达法国巴黎。张申府此行还肩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受陈独秀的委托，在法国建立和发展党的早期组织。张申府在法国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刘清扬。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张申府租住的索邦公寓3楼的一个房间成立。张申府就此回忆道：“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不公开，我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张申府担任负责人，主要活动是不定期聚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交流心得体会，另一项活动就是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勤工俭学运动。张申府和周恩来以巴黎为中心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筹建旅德支部。1922年6月，旅欧少年共产党宣告诞生。8月，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初期由张申府担任编辑兼撰稿人。张申府以“R”为笔名为《少年》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此外张申府还利用欧洲的便利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通过给《新青年》写稿等方式，向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的第二个党员是周恩来。周恩来比张申府和刘清扬早一个月到法国，当时法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经过反复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此前，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在国内早已熟识，刘清扬和周恩来同为“觉悟社”的社员。张申府和周恩来则于1920年8月相识于陶然亭聚会上。

周恩来在法国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上下古今地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并由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在1921年二三月间加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1962年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入党情况时曾明确表示：“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85年4月，已经92岁高龄的张申府对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的过程留下了这样的回忆：他（指周恩来）比我早一个月到法国，异国相逢，十分高兴。我们兴奋地谈论着巴黎观感，又各自谈了对今后学习工作的打算。刘清扬和恩来同志早已熟悉，因此我们三人来往是很密切的。出国前我曾受陈独秀的委托，在国外继续发展党的组织。于是在1921年2月左右，我即介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一起作了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此后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分别接到陈独秀从上海的来信，让他们去找张申府联系。赵世炎和陈公培分别带着陈独秀的信到索邦公寓找到了张申府，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22年10月，朱德经法国来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就朱德申请入党的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据张申府回忆：“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周恩来和朱德入党，是张申府一直引以自豪的事。

前途起伏不定的后半生

1925年1月，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退党并多次保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其“铁的组织纪律性似乎认识不足，相反却表现出‘合则聚，不合则离’的文人特性”。退党后他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他却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而奋斗：1928年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5年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与当时的清华学生姚依林在西单亚北点心楼上指挥游行。他因此被捕入狱，后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后，1937年5月，他与吴承仁等在北平成立新启蒙学会，同年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48年，正当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势如破竹般的节节胜利时，张申府却昧于时局，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导致结束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呼吁和平》，文中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

从此以后，张申府的政治前途急转直下。张申府曾经给周恩来写信辩解，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恩来也无能为力，只能亲自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里，张申府基本从公共视野里消失，还一度被划为“右派分子”，以至于许多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78年之后，张申府的名字才如“出土文物”一般渐渐见诸报端，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