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才
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委会林村， 村民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屠杀的村民立起了纪念碑。
文昌东阁鳌头村86岁幸存者杨爱兰。
文昌抱罗镇抱石马村幸存者谢春梅。
文昌东阁鳌头村90岁幸存者杨必森。
文昌东阁金牛流坑村幸存者邢谷煌。
文昌抱罗镇抱锦村委会石马村，日军曾在这里屠村，这棵杨桃树下是当时屠杀的现场。
72年前，农历三月初六，日军在文昌东阁镇的鳌头村、金牛流坑村、林村等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短短几天时间，数百名无辜村民惨死在屠刀、枪口之下。如今70余年过去，惨遭屠戮的村庄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国仇家恨却始终没有忘记。在这些村庄，村民或立起纪念碑、或在亲人墓前竖起日军跪像，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着后人，这里有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
农历三月初六，不是什么节气，也或许不是黄道吉日，对多数人而言，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杨桃树、青瓦房、水井口，也不过是海南农村常见的事物。但对于文昌市东阁镇的鳌头村、金牛流坑村、林村等地的许多村民们来说，三月初六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杨桃树、青瓦房、水井口则是让人想起即会流泪的场景。
72年前，农历三月初六，日军在这些村子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短短几天时间，数百名无辜村民惨死在屠刀、枪口之下。
72年后，生者缅怀，死者却不能安息。
难忘那一年三月初六
午饭后，躺在吊床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抽上一支烟，是东阁镇鳌头村90岁老人杨必森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时隔多年，点燃一支烟的动作对老人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双手严重残疾，只剩下七根手指，是72年前那场劫难给老人留下的伤疤，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老人忍不住哽咽。
“那年我19岁，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参加了革命。三月初六，地瓜熟了，我回家帮着妈妈收获，没想到就是那天早上，汉奸带着日本人到村子里来了。”杨必森老人的语气很平和，回忆里的三月初六就像昨天。看见日军进村，杨必森藏进了家里挖好的地洞，却被日军抓了出来。回到地面上，村里已经四处燃起了大火，杨必森被推进火里，忍受着肉体灼伤的痛苦和周围日军肆意的大笑。“晚两分钟，我恐怕就坚持不下去了。”杨必森说，活下来，代价是全身严重烧伤、双手落下终生残疾。
随后的几十年里，杨必森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唯一不变的是身体的伤痛和内心的愤恨。“我要找日本人讨回公道！”老人说，伤疤每痛一次，这个愿望就愈发强烈。
同村的杨爱兰老人，今年85岁，仍住在鳌头村。72年前的那一天，杨爱兰和其他十几名村民一起，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厨房中，等待着死神降临。“大人们意识到了生命危险，将3个小孩藏在簸箕底下，我则用厨房里的柴刀割断绳子逃了出去。”杨爱兰说，再回到村里时，那间厨房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曾经亲密的亲人，已化作焦炭。“一帆风顺、出入平安”老人家门口的祝福，仿佛是对她侥幸逃生的注解。
同样幸运的，还有她的的妹妹杨爱珍，虽然当年只有4岁，但老人胸口两条伤疤，让她没办法忘记那一天。“刮起北风心口就会痛，听姐姐说起那天的景象，我也会跟着流泪。”
当天，鳌头村43名村民死于非命，一个月时间里，共有73名村民永远地离开了亲人。杨爱兰老人说，这么多年了，她只想要一句“对不起”。
杨桃树水井纪念碑诉说死者冤屈
临近鳌头的金牛流坑村，在同一天，亦惨遭屠戮。“村里有一棵杨桃树，树下曾有一块青石板，是村民们喜欢纳凉谈天的地方。”80岁的邢谷煌，这位如今唯一健在的屠杀幸存者，经历过那场屠杀，青石板下血流成河的景象，让人闭着眼睛也能记起。
“38条人命，一上午时间，就在杨桃树下，全没了。”邢谷煌说，当年8岁的他，被大人们驮着从房顶逃脱，一路奔向村后的树林，惨叫和火光让他一直没敢回头。而数天之后在踏上这片土地时，迎接他的是遍地焦土和不再动弹的尸体。
同样幸存的，还有10岁的邢春兰，大难不死的她被日军在全身上下捅出七个血窟窿，但幸运的老人活了下来，后于2001年去世。据她留下的回忆，村里的男女老少被日军以办“良民证”的名义集中在村民姚启山家，等待着残暴的日军交给他们一张护身符，但良民们等来的却是冰冷的刺刀和滚烫的枪口。“少女被轮奸后杀死，姚启山家的房子关着数十人，浇上汽油后全部烧死，被虐杀村民的喊叫声邻村都能听见。”根据老人的回忆，村民邢谷东整理出了当天的惨状，令闻者汗毛竖立。
等到海南岛抗战胜利那一天，曾经有300多村民的金牛流坑村，只有不到40人回家。
今年83岁的林鸿通，也曾经历过这一切，他的家在林村，距离金牛流坑村不过几百米之遥。林村村口有一口水井，，林鸿通小时候，时常下井玩耍，直到1942年农历三月初六，林村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1岁，还是懵懵懂懂的年纪，日本人让我们10个孩子去井边取水，等我和姐姐到了井口，已经有一个孩子被刺死后推进井里。”林鸿通回忆到，由于小时候时常下井玩耍，还没等日本人动手，他就跳进井里。
最终，林鸿通和姐姐林月英幸存了下来，在他们脚下，是另外8个孩子的尸体。在当天的屠杀中，共有72名村民死于非命，全村24户人家中，有9户从此消失。
那口供养村里人生活的水井，如今依旧在哺育着林氏的子子孙孙，只不过在不远处，三座孤零零的坟茔，三块纪念碑，诉说着死者的冤屈与不甘。
国仇家恨 幸存者盼讨还公道
其实不仅仅在东阁镇，罗豆、抱罗、重兴、南阳，发生过文昌民间所说的“四大惨案”，并得到文昌市委党史研究室、文昌地方志办公室的证实。
今年94岁高龄的谢春梅老人，就住在抱罗镇上，儿孙满堂让她尽享天伦之乐。老人老家离镇上不远，就在5公里外的抱锦村委会石马村，但那里却留下了老人一直不愿意回想的记忆。
1942年正月十六，22岁的谢春梅起了个大早，但她看到的却是超过100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进入村里。“日本人的第一次屠杀，我带着儿子躲过了，没想到正当村民们回村里，日军真正的屠杀才开始。”谢春梅老人回忆，当时日军将村民们集中在杨桃树下，正准备用机枪扫射，老人下意识逃跑，却被击中腿部，随后凶残的日军又在她身上补了7刀……
等老人醒来已是傍晚，此时已经有172名村民失去生命。老人说，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总是不寒而栗，以至看到电视里的抗日剧，就会触及老人心中的痛。
如今七十余年过去，惨遭屠戮的村庄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国仇家恨却始终没有忘记。近几年，在石马村每年都会公演抗战琼剧缅怀先人。在文昌其他地区，村民或立起纪念碑、或在亲人墓前竖起日军跪像，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着后人，这里有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
邢锋，鳌头村村民、被屠杀的幸存者后代，他正筹备帮助当年冤死和幸存的同胞讨回公道，消息传到这些曾经遭受过苦难的村庄，他们自然而然地响应了邢锋的行为。“多少年来，就盼望着讨还公道这一天。”“赔偿我不要，我只喜欢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他们要为当年的所作所为负责。”村民的诉求几乎都一样，只求讨还一个公道。
而随着邢锋工作的进展，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一天不太遥远，逝去的灵魂终得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