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听说韩老走了，我动感情地流泪了，枕头都湿了。他是对周恩来有感情的人，我是对他有感情的人。因此，这篇悼念韩老的文章我非写不可。
韩老叫韩福裕，曾担任过周恩来的贴身卫士。自从我调入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后，和他交往20多年，他是带给我周恩来信息最多的人。他曾无数次在我面前讲周恩来、说周恩来。那些他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他百讲不烦，我百听不厌。
家穷闯关东，在东北投身解放事业
韩福裕同志1929年出生于山东莱州。莱州东临渤海的莱州湾。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的家经不住当时的兵荒马乱，一家人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因为是男孩子才使他勉强读了两三年私塾。
他12岁那年，正是全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殊死搏斗的1941年。为家庭生活的逼迫，他只好随父辈们去“闯关东”。“关东”就是指我国的东北地区。
当时韩福裕年龄还小，只好到牡丹江市一个小镇的小店铺里当学徒。那时的店铺学徒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还常常挨打受骂，学徒只能忍气吞声。就这样一晃几年，一直熬到日本军国主义投降。
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当时蒋介石的大部分力量还在我国西南一带。所以中央军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借用美国飞机把许多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直接派往东北；驻守苏北的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长主动向中央请缨并得到批准，把他领导下的3万多人通过强行军、急行军开赴东北，以最快的速度参与解放东北的中小城市、创建了大片根据地。就在这一背景和环境之下，韩福裕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当年他才16岁。
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韩福裕同志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他无论是练武还是文化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入伍不久就先后当上了班长、副排长等职务。由于工作认真又能团结同志，在副排长任上被选调到他所在团的团长身边当警卫员。
1949年9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中央直属机关到他们部队选拔人才，韩福裕经过比武、文化考试和组织审查后被选调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开始了与伟人周恩来相处的岁月。
在周恩来身边，决无尊卑和贵贱
韩福裕同志回忆说，作为警卫员，是有责任和义务保护首长安全并照顾好他的生活的。大家都知道，在革命斗争年代，周总理右胳膊负过伤，不仅右臂屈伸不方便，而且上举也很困难。周恩来自幼就养成了整洁的习惯，而且他的外部活动非常多。因此他每天都要穿得整整齐齐的。有一回，总理在系鞋带时比较困难，韩福裕在旁边见了，就弯下腰去想帮一下忙。周总理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伸手抓过一个小竹椅，把脚跷在竹椅上，坚持自己系上了。韩福裕同志为了说得具体、形象，他还学着周恩来当时系鞋带的艰难动作。“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到总理是非常尊重他人的。哪怕我是他的警卫员。”
还有一次，韩福裕随侍着周恩来从前边去西花厅的后客厅，当时是个大冷的冬天，后厅门挺大，为了避风挡冷气，门上挂着一条又大又厚的棉布帘子。总理走路步伐快，他跟在后边，快到门口了，就赶忙跨前一步，伸手打开了那条厚重的门帘子。他原以为总理会很快进去。谁知周恩来停下脚步，生气地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说到这里，韩老还动情地说：“我当时还朝四面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一个人，就我和他两个，我们卫士，就应该处处照顾他，稍微长点心眼的人也都会这么做。但是总理就是和别人不同，他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对自己严格要求，对身边普通工作人员一律平等。”
霍英华也是在西花厅工作的邓颖超同志服务员。她负责给周恩来、邓颖超他们打饭。吃完饭后，霍英华就来收拾好碗盘筷子，放进托盘端回厨房。周恩来一见，马上站起身来走前两步，“刷”的一下帮霍英华开了门，并等霍英华走出去才将门带上。回忆到这里，韩福裕总会无限感慨地说：“我作为他的警卫员给他掀一下门帘被他阻止，而他作为一国总理却要为他身边的服务员开门。所以，当年凡是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是心情舒畅，其乐融融，谁都没有尊卑贵贱的感觉。”
韩福裕同志还说，伟人就是伟人。周总理就是一位十分讲究实事求是的人，在小事上也不例外。如他右臂负过伤，上抬有困难，那时他多穿中山装。而总理只要穿中山装，就必定系好领口的风纪扣。他搭风纪扣时很困难：右臂抬不了那么高，头低下来风纪扣又没法扣，有时花了好几分钟也系不上风纪扣。韩福裕就说：“我帮你一下吧。”周恩来答应了。韩福裕也就很快帮他系好了。“打那以后，只要我在场，总理穿好衣服后，总是往我面前一站，把脖子往上一仰，让我帮他搭上风纪扣。要不就得耽误他的宝贵时间。”
姐夫被定反革命，周恩来还让他当警卫员
韩福裕老人告诉我，当中央首长的警卫员是经过枪法考核———百米之内能打甩枪，且能百发百中。甩枪就是不需要瞄准，拔出枪就打。还有擒拿格斗比试，即徒手格斗时能做到三五个人近身不得。再就是要有用身体为首长挡子弹，危急时用双手去对付敌人刀尖的献身精神。李先念同志在西征途中，就曾遇到攻上来的敌人从背后猛地一刺刀，然而他的警卫员眼疾手快，面对已刺到李先念衣服的刺刀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硬是让敌人的刺刀插到了地上，结果，那位警卫员被锋利的刺刀剁下了七根手指，但救下了李先念。当警卫员最难过的一关是政治审查。政治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因为警卫员是身上配枪的，且装有子弹，为保卫首长安全，随时都可以击发。因此，警卫员在政治上不可靠是坚决不允许的。
韩老说，在总理身边的警卫员也曾有过思想较差、在东单一家商场拿人家东西被调走的。还有的人认为当首长警卫员不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提拔得快的。有这些私心杂念也不行，也得调出去。
众所周知，我们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股“左”的阴云一直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期间的冤假错案也是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也不例外。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周恩来的秘书许明、马列、浦寿昌等人都有亲属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按照当时的组织人事规定，这些人都得调离周恩来身边。但周恩来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和正确的判断，仍然将他们留在西花厅，照样委以重任。
1991年笔者在北京西便门外大街采访周恩来当年的行政秘书何谦。何谦回忆说：1951年秋的一天，韩福裕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一看是他的家信，就对他说，你这是家信，给我干什么？他有点心情沉重的样子说：“这事我得向组织报告。”我看他一脸凝重的样子，就接过信打开来看了。原来是他家里写信告诉他，他的一个姐夫叫张静远的被肃反肃出来了，是个历史反革命。
何谦说：我当时也很紧张，因为按照有关规定，有这样社会关系的人是要被调出领导人身边的。所以，我很快就向总理报告了。
过了几天，总理对何谦说：何谦呀，韩福裕就不要调走了。他是个苦孩子，从小离家参加革命，是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总理还对何谦说，“是他姐夫对他的影响大，还是我们党对他的影响大？我看还是我们党对他影响大。因为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人。”
据韩福裕同志回忆，在他把信交给何谦之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在总理办公室值班。总理办公累了到院子里走走、散散步。我随侍在他身边。总理还像以往一样，没事似地问我：“韩福裕，你姐夫是什么问题？”韩福裕赶忙回答说：“原来他是个共产党员，我姐姐和他结婚的，他在铁路部门工作。这次肃反查出他是个历史反革命。”当时，韩福裕估计他会很快调出西花厅，谁知总理静静地对他说：“韩福裕，你还是安心你的工作吧。”
因为早在韩福裕调来西花厅工作之前，周恩来就已经看了韩福裕的档案：他12岁离家“闯关东”，投身革命队伍，那时他姐姐还没长大成人，后来他的姐夫能对他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周恩来自己也是12岁离家，留在自己童年记忆里的人和事能对自己有多少影响，他比谁体会都深。打那以后，关于韩福裕工作调动的事便再无人提出。通过这件事的处理人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是用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看待发生在他身边的人和事，体现着伟人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深刻了解。
“文革”结束后，张静远经组织上复查，属于错定的反革命，恢复了党籍和公职，享受离休待遇，至今已快100岁了，还健在。
韩福裕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有时眼睛里还噙着泪花。那泪花既表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也是对周恩来洞察一切的敬佩。
细致入微，他待周恩来胜过亲人
笔者还曾询问过韩老，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情况，因为我是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的。周恩来把韩福裕留在身边，说明他对韩福裕的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他说不出“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这句话。可是，韩福裕同志却坚持说：我在总理身边，只是做一个普通卫士该做的事，决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韩福裕的回答让笔者无法印证周恩来说的那句话。正面问又无法问出来。于是，我采取迂回策略，向韩老询问他在周恩来身边是如何工作、做事的。这个问题问得韩老很高兴，便向笔者头头是道地讲起来。
“周总理睡觉时，你怎么将他叫醒呢？”我问。
“总理睡觉时，你怎么能叫醒他呢？他太忙了，我们都巴不得他多睡一会儿。”他回答道。
“周总理外事活动多，他又十分遵守时间，难道没有他睡觉前交待你们值班卫士必须在几点几分前叫醒他的事吗？”
“这倒有过。”
“那您怎么叫醒他呢？”
“那大喊大叫肯定不合适，你直接拍他的身体也不合适。”韩老一边说一边伸出他的右手，在所坐的沙发上比划。“是把手放到他睡的身体附近的床面上，然后轻轻地前后搓动床面，使得床面有轻微的摇动。总理很快就醒了。”说到这里，韩老眼里闪着光芒，“别人是怎么叫醒总理的，我不知道，互相也没交流过。但我自己发明的这种做法总理是比较满意的。”
话匣子一打开，韩老就十分健谈了。他告诉我，在总理卧室里有一盏电灯。那灯和我们卫士值班室的灯是串联在一根电线上的。一般总理到卧室后，他还会看一会儿文件什么的。到实在困了才脱衣服睡觉。
在总理临睡前他才把自己卧室的灯关掉，这时，卫士在自己值班室就知道总理睡了。待一会儿总理睡熟，我会悄悄来到他的卧室，把他鞋放好，放到他一坐起身脚就放到的位置。还有，我会把总理脱下的衣服一一叠好，按平常观察总理穿衣的习惯顺序一件件放好。待总理起身时，他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很快地穿戴整齐，这样可以节约他许多的宝贵时间。当然你在做这些事时都必须轻手轻脚，轻得哪怕有一只麻雀落在那里都不会把它惊飞。
笔者终于明白了，周恩来说“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这句话的内涵了。韩福裕为周恩来的服务既细心又周到，可以说已经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在他心目中，周恩来不仅是首长，更是他的亲人。
两次动手术，周恩来想方设法关心
周恩来的工作量很大，工作节奏也比一般领导人要快。韩福裕刚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内，周恩来从忙着指挥大陆最后的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政府的组建；从恢复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到参与抗美援朝战争，内政、外交、军事、后勤他都要管，总是不间断地日以继夜、又夜以继日的“连轴转”。加之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他的身边只有两名警卫。这两个人只好24小时陪伴他，即每个人12小时轮流为周恩来值班。卫士每一夜熬过来，都是困得不得了，一下班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根本不想去吃饭。每天几乎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没有任何生活规律。韩福裕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还不到两年，身体就出“故障”了。
那是1951年的元月，韩福裕随卫周恩来外出，突然感到腹痛不止，马上送医院，经医生诊断，是腹内肠子出了问题。医生打开腹腔一看，发现是乙状结肠扭结而引起的肠梗阻。周恩来、邓颖超知道他的病情后，非常关心，都嘱咐韩福裕要好好养病，千万不要着急。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韩福裕大约住院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出院回到了西花厅。那时，我们新中国才刚刚诞生，还在实行着供给制，中央机关每天的伙食是按大灶、中灶和小灶安排的。像韩福裕这样的一般工作人员，只能在大灶食堂吃饭。大灶的主食基本都是粗粮，每个星期只有两次吃到白面馒头，那就算细粮。这样的伙食对于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可是对韩福裕这个刚动过肠道手术的人来说，就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邓颖超同志就亲自领着韩福裕到中央机关食堂，直接交待炊事员每天给韩福裕做点易消化、营养比较好的病号饭，还嘱咐给他订了一磅牛奶。其实，当时的牛奶是专门供应中央首长和婴幼儿的。
邓颖超这么细致的关心韩福裕伙食之外，为了防止他出院后又犯病，还让自己的服务员霍英华每天帮韩福裕热牛奶，打病号饭。韩福裕内心十分感激，也很不好意思。回想他自己当年闯关东、当学徒的那段苦生活，更感到总理和大姐是比他的亲人还要亲的人。结果，韩福裕在吃了大约一个月的病号饭后，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就不好意思再去吃病号饭，回到西花厅上班并仍然去大灶食堂吃饭。
1951年3月下旬，邓颖超去杭州疗养。3月初，韩福裕在一天晚饭后，因为吃的高粱米饭硬了一点，他又一次发生了肠梗阻。周恩来立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韩福裕送进医院进行救治。医生们以为又是肠扭结，立即为他做了第二次剖腹手术。但打开腹腔后发现不是肠扭结，而是因为第一次手术造成的后遗症———肠粘连。一共有13处肠子粘到了一起，因此，一吃了不易消化的食物就容易堵塞肠子。这是那时医疗水平还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这样一来，韩福裕这位“穷人”得了“富贵病”，只能吃细粮，最好是流质、半流质、有营养的食物，又不能太劳累，一工作过度就犯病。于是，韩福裕就又住了10天医院回到西花厅。
这时的韩福裕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本来就少，人人都是整天忙个不停才能适应周恩来那大强度的工作量。而自己作为总理身边的一名普通卫士，现在不仅不能很好地为总理服务，反而还要别人为自己忙这忙那。这让他的心情特别不好受。
韩福裕是位山东大汉，性格豪爽，他连续苦恼了几天之后终于向总理的行政秘书何谦同志提出把自己调出西花厅的请求。当何谦向周恩来汇报这件事时，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韩福裕是在我这儿累病了的，怎么能把他推给别人呢？”后来，何谦还十分委屈地说：“韩福裕，你让我向总理汇报你想调动的事，结果使我挨了总理的一顿批评。”其实，这哪是批评何谦，这是周恩来那博大胸怀对一名普通卫士的关怀啊！
这样，周恩来不仅继续把韩福裕留在西花厅，还十分关心他的治疗。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询问韩福裕的病有没有其他较好的治疗方法。傅连璋回告说：“只有北京医院的苏联专家可以对这种病进行理疗，效果会好一点。”当时的北京医院一般都是收治的高级干部，但是，由于是周恩来出面联系的病人，院方当然不好拒绝。韩福裕在填写住院病历时，在“职级”一栏内如实填写上“正连级”，旁边的人都以惊羡的目光打量他。那眼神里分明是在问：“一个正连级的干部怎么能住北京医院呢？”这时，只有韩福裕自己心里明白：如果不是周总理的特批，那时他是住不进北京医院的，更谈不上由苏联医学专家给他治疗了。
在北京医院，由苏联专家给韩福裕做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病情好转了许多。但苏联专家告诉他，他这种病光理疗还不能彻底根治，最好能到东北吉林一家由苏联援建的医院去进行一段时间的矿泉浴，疗效将会更好。
只有身体好了，才能适应在周恩来身边的大强度工作。于是，韩福裕就把苏联专家说的话如实告诉了何谦。经何谦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何谦联系吉林这家医院。经何谦联系国家卫生部后，答复是吉林这家医院只接受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周恩来为了让韩福裕得到更好的治疗，让何谦在韩福裕的介绍信上写上“周恩来副卫士长”。为此，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京走访多人，各种说法不一。最后笔者找到当事人何谦，他果断地回答说：“韩福裕是没当过总理的副卫士长一职，那是总理为了让他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待遇，故意提高他的‘身价’的。”他还说：“我是当事人。当然，不经总理同意，谁敢这么做？”
情似慈母，邓颖超倍加呵护
韩福裕的两次开腹手术不仅周恩来重视，邓颖超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呵护。她给韩福裕安排病号饭，给他订牛奶，又让自己身边的服务员霍英华照顾他。由于总理、大姐的关怀，还促成了霍英华与韩福裕之间个人感情的升华，最后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上结为伉俪，等于是周恩来、邓颖超为他们之间牵了红线。
韩福裕第二次犯病动手术时，邓颖超已经到杭州疗养。她在得悉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报告周恩来患感冒的信时，也得到了韩福裕二次手术的消息。她在疗养中提笔给何谦写了一封信：
何谦同志：
一周前曾托艾秘书带给你一信，收到了吗？昨天收到你三月二十六日来信，才知道我的那口子曾患了一场重感冒的病，现在固然已经好了，但病后身体会受影响的，要比未病时薄弱一些，因此，病好后的调摄还是很重要的。希望你和元功、书英诸同志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变化，及时给他加减衣服，以及包含起居都要留意。这样不仅能快恢复健康，而且可预防病患的侵袭。我这一点意见，望告他本人亦要自知注意才好！
韩福裕同志第一次手术回后，我总默默担心着他有第二次手术的遭遇，所以我随时提醒他和你们注意病后的调养休息，以图避免。现果未出我料又经二次手术。他虽已出院，但调养（休息营养）较前更为重要，望你们注意并转他本人亦要善自休养，争取恢复健好。两次手术对他的身体健康是会受很大影响的，望告他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而是要跟病作斗争。将来的工作或会受局限，外部活动可能减少，但内部工作有很多可做的。我不单独给他们写信了，就以此信转他们看了吧。相见不远，余留面谈。祝你们大家好！
大姐
四月一日
邓颖超同志的这封信反映了她和周恩来一样时时刻刻关心着西花厅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健康。不过笔者走访过生前的何谦和韩福裕同志，直到1993年，何谦才把这封信给韩福裕看了。虽然这时周恩来、邓颖超都已经作古，然而韩福裕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热泪盈眶，他深深感谢邓颖超对他那慈母一样的关爱。
告别西花厅，关怀无处不在
韩福裕第二次手术出院后，虽经周恩来、邓颖超关心爱护，受到了苏联专家的治疗和享受了高级干部的疗养待遇，但回到西花厅后他的情绪依然低落：即他不能随护周恩来出外勤，在西花厅又不能做其他工作，只能帮炊事员摘摘菜、扫扫地这些事。
这就使他内心十分纠结：离开西花厅是让他十分痛苦的事，不离开西花厅就意味着在总理身边要养着他这个闲人。总理和大姐都十分爱护他，他们不可能主动提出让他走。纠结的最后，还是韩福裕自己向何谦提出，最后于1954年调到中南海修建处，还在中南海工作。
1957年，北京市实行精简，韩福裕认为自己年纪轻，还只有20几岁，又是党员，便积极响应号召，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外地去工作。韩福裕的这一报告经组织审查得到了批准，并告诉他，甘肃和吉林这两个地方可以任选一处。韩福裕想到自己当年闯关东时就是到东北，并且又在东北加入了革命队伍，于是就选择了吉林。就在一切手续办妥，一切准备工作也停当之后，韩福裕、霍英华夫妻俩经过商量，自己毕竟在总理、大姐他们身边工作了几年，又受到他们那么多的关心，离京前总得向总理他们辞个行才对。于是，韩福裕就在单位向西花厅挂了个电话，提出如果总理不忙的话想去辞行的请求，得到同意后，韩福裕、霍英华就按约定时间去了西花厅。
周恩来、邓颖超见到韩福裕一家很亲切，详详细细询问了韩福裕的病后身体恢复，孩子们的年龄、读书等情况，更多的表示都是家人般的亲情与关怀。向周恩来辞行后，韩福裕一回家就准备着赴吉林了。谁知没过几天，韩福裕所在单位通知他，说吉林不用去了，就留在北京吧。韩福裕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总理仍在惦挂着他的身体和病情，吉林天气那么寒冷，吃的也都是粗粮，那里的医疗条件又相对较差，万一到了那里再犯起老毛病，哪能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呢……
1959年，周恩来的卫士赵行杰调出西花厅时，周恩来又想到了韩福裕，并让他的行政秘书何谦问韩福裕：“韩福裕，你现在身体怎么样？”韩福裕告诉说：“很好，没再犯过病。”“总理还想让你回西花厅，你愿意不？”“愿意，我愿意！”笔者听韩老说，他把这事当喜讯一样告诉了家人，全家人都很高兴。
后来周恩来听说韩福裕已经提任为中南海修建处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就对何谦说：“韩福裕既然有这么大的才能，就让他继续在那儿干吧，不用他再到我这儿了。”
韩福裕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也是因为想念提出去西花厅看看总理和大姐。他一联系西花厅，周恩来那边就同意了。
那天韩福裕穿的便装，到了后客厅，周恩来就放下手中的工作，韩福裕赶忙按以往不穿军服的习惯给总理行了个鞠躬礼，并在周恩来伸手过来时赶忙和日夜想念的周总理握手。这两只手刚一抓，周恩来就问：“韩福裕，你的肠粘连病犯过没有？”韩福裕连忙回答：“没犯过，没犯过。谢谢总理关心。”
每次回忆到这里，韩老总会对笔者说：“我听了总理的问话，就会感到有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过。一个人一次病好了十几年之后，自己早已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哪怕我的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记得这些往事了。而一位日理万机的伟人，一见面就问起了，这怎么不让人感动呢！”
四到淮安，追寻伟人的足迹
出于对周恩来的无比敬仰和怀念，离开西花厅的韩福裕还时时刻刻想着周恩来，念着周恩来。早在周恩来生前，他就萌发了追寻周恩来足迹的想法。因此，在1965年秋，他利用一次出差南京的机会抽空到了淮安，并悄悄寻访到周恩来故居。岂料因为他在西花厅工作过，最后被周恩来侄儿周尔辉认出并报告给了淮安县委。县委随即由刘守庭等负责人接见并请他在淮安工人会堂半公开地为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做了一场报告，内容主要是讲他在周恩来身边的所见所闻。
1992年元月6日，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的大喜日子。韩福裕同志怀着对周恩来的无比崇敬和爱戴，十分想来淮安参加这一盛典。可是当年夏天，淮安遇上大涝，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同志出于对她“婆家”人民的关心，曾让秘书赵炜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要求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尽量降低，不要增加地方的经济负担。她老人家还明确提出，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由童小鹏做代表，其他人都不要去；周家亲属由在南京的周尔辉做代表，如果尔辉身体不好，就由也在南京的尔萃做代表，其他人都不要去。
邓颖超指示得这么具体，而淮安方面的这次活动又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操办的，邀请信都是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发出的。为了让渴望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开馆仪式的韩福裕顺利来淮安，笔者一边向淮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明同志报告，一边又以当时纪念馆到编人手少，要请韩老帮我们将一本《纪念中国共产党70周年》的大型画册带来淮安为由向他发出邀请，终于使韩福裕如愿以偿来到了淮安，参加了那庄严隆重的开馆盛典。
开馆仪式结束后，所有中央、省、市来宾都去了泗阳县洋河酒厂午餐并接着各自返回，而韩福裕老人悄悄留了下来，他希望我帮助联系去一家学校与孩子们见见面，讲讲他在总理身边的所见所闻。经我与淮安县中学联系，1月7日上午韩福裕为淮中师生做了一场“学习周总理，努力创三好”的专题报告。然而由于当时开馆后的事情太多，我只负责把韩老送到报告会场，就又赶回了单位，未能听到他那精彩的报告，至今还觉得遗憾。
当时，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是省批40名编制，开馆时到编人数才只11人，还不及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开馆后，游人又纷至沓来，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不能按时吃饭，不能按时上下班。韩老见我们那么忙，也就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淮安之旅，悄悄地返回北京。至今我都对韩老这位离休老干部抱着一本几公斤重的书从北京到淮安的事感到内疚，并心存感激。
回到北京的韩老于第二天就高兴地给笔者写信，“……此次承蒙邀请赴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典礼活动，夙愿得以实现，心中甚是感激。……三天过得十分愉快，心情是激动兴奋的。因此话说的也特别多，‘言多语失’之处，望朋友们谅解理解。”但我深深感到韩老到淮安是来去匆匆，不仅未能看看淮安该看的地方，连与馆里工作人员也未能进行交流。诚如他在回京后的1992年1月11日给笔者的信中说：“在去淮安前，我曾打算在先与您交换意见后，再和馆领导集体座谈一次，互相谈谈想法建议。还打算给馆里工作人员介绍一下‘周公’的情况。但是到现场看到你们大家忙碌的情形，我就改变了想法。”
为了满足韩老对周恩来一往情深的思念和感恩，我于1994年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筹备召开全国周恩来纪念地联谊会时，向馆领导建议邀请韩福裕夫妇来参加，并得到了同意。这就有了韩福裕三到淮安的佳话。那次联谊活动参加单位多，人们畅所欲言，而韩老又是一位比较健谈的人，特别是说起伟人周恩来的事，他几乎总是滔滔不绝，心情一直处于亢奋之中。
尽管我当时在淮安城内的住房是淮安市（县级）所有机关干部中最差的（市政府行政科调查的结论并张榜公布），我想韩老夫妇不会计较，还请了他们到我家中作客。霍英华大姐抱着我周岁的孙子乐不可支，真是其乐融融。韩老一回北京就于1994年4月13日给笔者写信说，“此次南行参加周公纪念地联谊活动，承蒙邀请，并得到各位同志的热情接待，令我们十分感动。因而心情始终处于兴奋激动中。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纸短情长，只能道一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那次他来淮安，还被周恩来纪念馆聘为顾问，他也很高兴。
在1998年周恩来百岁诞辰时，韩福裕老人又一次来到淮安，参加了纪念伟人周恩来的活动。
韩福裕同志四访淮安，踏寻周恩来最早留下的足迹，既寄托了他自己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也表达了他对伟人周恩来的感激之情。
心细如发，时刻想着周恩来身边人员
周恩来逝世时，韩福裕作为一位早已调出西花厅的普通工作人员，加之“四人帮”当时还把持着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部分大权，已经无人通知他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守灵等，让韩福裕失去了最后表示心意的机会。但韩福裕出于对周恩来的敬仰和怀念，仍然见缝插针。据韩老对笔者讲述，周恩来遗体火化后，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设了灵堂，按上边通知都是按单位排队组织人们前往吊唁。他就往人堆里一挤，在向周恩来的灵骨三鞠躬后，他的目光突然瞅到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将军。周将军正在场守灵，他就跨出队伍，与周家鼎握手并随即留下为“周公”守灵。因为韩福裕守灵，他就看到了朝鲜副首相李钟玉代表金日成前往吊唁，送翠竹花圈和金日成书写的玄色挽联等动人场景。特别是韩老回忆的当吊唁结束，邓颖超趋前捧起周恩来的骨灰盒转身对人们说：“这些天大家辛苦了，我代表恩来谢谢大家！”随着邓颖超手捧骨灰盒的弯腰鞠躬，全场爆发出一片恸哭声的动人场景。
韩老还说过，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市也是人心惶惶，搭防震棚在外边过宿的人家是普遍的事。当时，他所在的单位中南海修建处修建的事也特别多。有一天，在西城一处修建工地的工人告诉他，他们工地旁边有一个小防震棚里住着周总理的亲弟弟。韩福裕不知道是真是假，就瞅个时间亲自去看看，没想到真是周恩来弟弟周恩寿。当时周恩寿才从北京卫戍区放出来不久，还交由地方群众监管，一般人不让见他，稍有一点身份的人迫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敢见他。韩福裕回忆说，我看他住的防震棚特别小，也特别简陋，就产生了同情心：政治上我帮不了他什么忙，可当时给他搭个好一点、大一些的防震棚我还是有这个权的。就嘱工地有关人员给同宇（周恩寿字）搭了一座新的防震棚。
这点小事虽然算不了什么，但韩福裕爱屋及乌，他把对周恩来朴素的爱扩展到周恩来的亲属身上，哪怕冒一点政治风险也在所不惜。
1976年，韩福裕被抽调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一次他出差去西安，在离京时他就听一位周恩来身边的人说，杨德中（后曾任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上将）因为得罪了江青，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到地方挂职离开了北京。韩福裕几经打听，才知道杨德中被总理“坚壁”到陕西咸阳军分区当副政委，在这个地级单位领导班子里，仅排行第七位。杨德中是周恩来身边的人，自己到西安去，那里离咸阳不远，办完公事后该去看看杨德中。就这样，韩福裕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悄悄买了公共汽车票，找到了咸阳军分区，看望了杨德中，还告诉了杨德中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些情况。这令杨德中非常感动。韩福裕临走时，杨德中因无权用车，只好亲自送他到长途汽车站，直到他上车才挥手告别。
文革期间，江青与叶群联手害死了周恩来的干女儿、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人民艺术家孙维世同志，江青还指使人到西山脚下砸了孙维世妈妈、由周恩来题写的任锐同志墓碑。
1975年，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从8年的牢狱中获释。他得知岳母的墓碑已经被人砸了，就想用自己刚领到的国家补发工资给重修起来。金山通过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找到当时在中南海修建工程处工作的韩福裕，说，金山已经放出来了，他想请你们看电影，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去看。那时极左思潮泛滥，对这些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哪敢接触受牵连呢？对这件事，韩福裕对笔者说：“我不怕。我当时心里想，组织上都相信他了，把他放了出来，还补发了工资，我会会老朋友有什么不可以呢？！”
韩福裕与金山见面后，金山就提出请他帮忙把岳母任锐的墓碑重新修好。韩福裕一口就答应了，因为任锐同志墓碑的碑文是周恩来给题的。
韩福裕在筹建毛主席纪念堂时是负责雕塑组方面的工作，所以他接受了金山的要求后就去建筑雕塑艺术厂找人。但该厂的头头说要有民政部门出具证明才行。也就是说，要有权威的单位证明这个人是个好人。韩福裕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是不怕辛苦、劳累和麻烦的。那时中组部还没有恢复正常工作，许多年轻人又根本不知道任锐是个什么人，最后韩福裕找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签字证明，才算通过。
在石料加工厂，顾士元、丁连栋等5位刻字工人一听说碑上的字是周总理亲笔题的，心中油然而生敬意，他们连夜加班加点，铿锵铿锵地雕，精心细致地刻，将周总理题写的“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任锐同志之墓周恩来敬题”一笔一划地重现在那洁白的大理石上。凿刻好后，工人们说什么也不肯收加工费，他们说，我们要是收钱就对不起周总理。金山、孙新世和韩福裕他们都很感激，后来又打算请工人们吃顿饭或者送点香烟糖果什么的也被拒绝了。韩福裕深为工人们热爱周总理的深情所打动，就让孙新世买了5本纪念周恩来的画册《人民的悼念》送去，工人们才高兴的收下了。这样，任锐同志的墓碑于1978年清明节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原处重新竖立了起来。韩老还曾领笔者到墓前凭吊。
韩福裕老人曾对笔者说：“只要是有关周总理的事，我都愿意去做，并且乐于去做。”
养水仙花，准叫它一月八号开
周恩来1976年逝世之后，全国人民都处于悲痛之中，此后每年的1月8号，在北京的周恩来亲属、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和中央文献的有关同志都要聚集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侧举行悼念活动。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刻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这时，人们就会发现，碑下已经放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
望着水仙花那翠绿的叶子，洁白的花，鲜黄的蕊，是那么的圣洁，就和周恩来的人品一样……给多年参加每年1月8日在北京纪念周恩来的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仅以笔者而言，在访谈原周恩来农业秘书杨纯、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政法秘书刘昂、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等人时，都曾听到她们对那盆水仙花的回忆。然而许多人却并不知道这盆水仙花是谁培育出来的，以致到2013年7月2日，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二编部主任、现任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会长廖心文同志，在江苏淮安淮阴师范学院作报告时还说那是十世班禅大师呈送的。其实这盆水仙花的培育人和敬献者就是韩福裕。
为此，我曾询问过韩老，一是水仙花在1月8号开并不容易，需提前培育；二是为什么年年要送水仙花。韩老深情而认真地说，1976年1月14号下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总理的吊唁一结束，邓大姐就捧着骨灰盒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遵照周总理生前遗愿，将骨灰盒放在台湾厅，那也是周恩来的骨灰存留于世的最后一个夜晚。周总理对于他生前没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两岸没能实现统一，台湾未能留下他的脚印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伟人的一个未了心愿。然而当总理的骨灰盒放到台湾厅之后，在骨灰盒的左右两侧还同时摆放了6盆水仙花，给韩福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水仙花是伴随周恩来最后一夜的生物，他一生都无法忘记。为此，他在当年年底之前就专门拜访了园林花工，请教养水仙的经验，并终于使自己所养的水仙花都能在每年的1月8号盛开。就这样，年复一年，也许有总理的英灵佑护吧，哪怕韩福裕在养护时出了点小小的差错，那水仙花也总是能在1月8号开花，挺神奇！
韩老还告诉我，周总理刚逝世的那几年，北京有关纪念周总理的活动都由李琦同志牵头。李琦同志一家五代人和周恩来、邓颖超都有交往，关系密切。他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和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群体中德高望重。韩福裕当时身体健壮，是通讯联络的最佳人选。
“我大事干不了，跑跑腿、带个信什么的是最适合我的。每次纪念活动因为我家的住地靠天安门广场比较近，就提前将我养好、盛开的那盆水仙花送过去，摆放到纪念碑南侧，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参加活动，因此很少有人知道那盆水仙花是由我养护敬献的。”
“总理是没有陵墓的，他要是有陵墓，我韩福裕愿意为他守一辈子墓！做一个《杨家将》里老家人杨洪的角色。”
这是韩福裕老人眼里含着泪花对笔者讲述的，也是他对伟人周恩来真情实感的流露。
悄然离世，伟人精神的最后体现
韩老于2013年年初走了，时间是元月17日，享年85岁。我是在年初给霍英华大姐打电话时，得知韩老走了，刚走。然而，韩老生前的音容笑貌却总在我的脑海闪烁：
1994年在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招待所他当着我的面，严厉批评另一位老同志：“你写上韩福裕口述，你整理。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注明我口述的文章为什么不事先和我打一声招呼，先把文章给我看一下？”他把那位同志批评得默默无言。
上个世纪80年代，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文章的执笔者赵桂来同志特意找韩福裕等十几位老同志座谈、征求意见。当韩福裕听到文章中有周总理关心老舍、让人在老舍家铺上木地板以保护老舍先生的健康这一事实后，当场没有说别的话。散会后，他拉上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说：“老杨，我到老舍先生家去过，好像不是文章中说的那样。”于是两人骑上自行车到东城老舍先生的家。原来老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归来买的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房子。这种房子都是四梁八柱，室内是箩底方砖铺地，潮湿气很大。老舍先生习惯于夜间写作，很快，他的腰被冷湿气的伤害落下了毛病。
一次春暖花开的时候，周恩来召集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到西花厅开会。与会人员中都穿上春秋装了，老舍先生却还穿着羊毛筒子。周恩来和老舍同庚，相交又很深，就笑着对老舍说：“老舍先生，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穿着羊毛筒子？”老舍便据实相告。周恩来一听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没说什么就开会了。
会一散，周恩来就让秘书给北京市政府打电话，要他们派人去老舍家，帮助他解决问题。很快，去的人回到市政府后给西花厅回了电话：“老舍先生住的是老式的北京四合院，如果刨掉室内铺的方砖，再挖深地面浇水泥，然后铺木地板的话，可能影响房屋安全，所以暂时还无法改善老舍先生的居住条件。
周恩来一听马上又亲自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派出专人一定要落实好老舍先生家的防冷防湿措施，然后向他报告。
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到老舍家与老舍先生商量，最终采取了不挖室内地面，只在老舍先生的卧室和写作室内的方砖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木板，以缓解冷气和湿气的上升。
韩福裕和杨金铭两人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又立马骑着自行车赶到赵桂来家中反映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的文章没有一点瑕疵。对此，韩老曾动情地对笔者说：“如果文章里有一个字不真实，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周总理啊！”
韩老就是这样，对有关周恩来的事，他都是兢兢业业，严于律己。
1997年，笔者为淮安仿建西花厅的事从韩老处征集到一辆老旧的女式自行车。这是当年霍英华同志上速成文化学校时，由周恩来邓颖超用他们自己的工资买了送给霍英华的。
自行车运到淮安后，我就挥笔写了《一辆自行车》的故事在《淮安日报》登载，并将报纸寄给了北京的韩老。韩老读了文章之后，高兴地回信给我：“文章写得很好，但个别地方的表述还不够准确，更正又值不当。”算是对我委婉的批评吧。我谨记在心。打那以后我的有关周恩来的文章，只要有当事人在就一律寄请当事人审阅。记得我写《周恩来和他的亲属》一书时，我先后花了5年多时间，找到了周家亲属30多位，才使该书在2010年6月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韩老，我想念你，怀念你，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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