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周伯萍

和吴阶平的友谊源自周总理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就是坦桑尼亚。“文革”时期，父亲作为中国驻坦桑尼亚临时代办和使馆党委书记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四年。习近平在中国当年援坦牺牲烈士公墓前，向在坦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张敏才墓深深鞠躬的镜头，引起了我们全家的回忆。父亲和吴阶平延续了40多年的友谊，就始于对张敏才的抢救。

母亲说，1967年的一天，张敏才作为坦赞铁路线路勘察队的一名技术人员，勘察途中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吃饭时，饭香熏扰了树上的野蜂。成群的非洲野蜂向勘察队袭来。在奔跑时，张敏才不慎被茅草绊倒，几乎所有的野蜂都扑向了他。

为了抢救张敏才，父亲立即向国内发出求援电报，请求立刻派专家赶过来抢救。国内很快回电，大意是说：国内现有一专家，曾多次出国为外国首脑治病。但由于在（“文革”）运动中还没有完全“解脱”，办出国手续可能要些时日，并就此“征求使馆的意见”。

父亲过去在粮食部工作，特别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粮食困难时期，经常单独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总理的言谈和行文风格十分熟悉。他立刻猜测出，这封电报出自周总理之手，并领悟到，周总理这不仅是要抢救张敏才，而且是要借此把吴阶平从“文革”的困扰中迅速“解脱”出来。他立即回复了一份语气十分强硬的电报，说抢救张的工作已引起坦方领导乃至总统的高度重视，已关系到两国外交大局。国内应克服一切繁文缛节，派吴教授乘接报后的第一趟航班飞坦。

当时国内到处造反，党政机构多已瘫痪。总理虽然还能行使权力，但已处处受到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掣肘。坦赞铁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项目，中国驻坦使馆是仅存的几个还能正常开展工作的使馆。而且当时“内事服从外事”的共识尚存，因此，使馆的意见分量还是很重的。有了驻坦使馆的意见，周总理迅速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以最快的速度把吴阶平派到了坦桑尼亚。

抢救失败，父亲对吴阶平进行了又一次帮助

非洲野蜂毒性极大，不要说被一群蜂蜇得遍体鳞伤，就是一只蜂也能把人蜇死。尽管吴阶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但张敏才中毒太深，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成为中国援坦牺牲的第一个烈士。按照总理“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指示，他被安葬于坦桑尼亚。

父亲如果只是简单地向国内报告抢救无效，吴阶平很可能回国后陷入更大的困境。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起草了给国内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吴阶平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抢救时，“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冒着自己中毒的危险，亲自口对口呼吸进行抢救。只是因为来晚了，且中毒太深，才未能挽救张的生命”。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国内让吴阶平多留些时日，进行中坦医疗卫生合作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援坦医疗队不怕艰苦，深入基层为坦桑尼亚老百姓治病，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尼雷尔总统有意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合作规模。但在坦桑尼亚卫生部，从部长到专家顾问，多为英国医生或从英国留学归来人员，他们对中国医生的医疗和学术水平有些怀疑，不愿把原由英国医生掌管的各地医疗站的处方权交给中国医疗队，也对尼雷尔扩大中国医疗队规模的意见有些抵制。

吴阶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在美国学成后归国的专家之一。在父亲安排下，他用熟练的英语，精确的医学术语，以及对中国对国际医疗卫生现状的全面了解，向包括坦方卫生部长和许多英国医生顾问在内的坦桑尼亚学术界作报告，折服了包括英国医生在内的所有听众。他们想不到中国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医疗专家。尼雷尔总统趁机下令将地方医疗站的处方权全部交给中国医生并向中国请求加派医疗队。

中国医疗队的大规模派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坦友谊，记得当时有音乐家还专门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中国医疗队之歌》。

这样一来，吴阶平不是作为一个抢救伤者失败的医生回国，而是作为一个医术精湛、充满无产阶级感情、在促进中坦友谊和外交上为国立了大功的功臣载誉归国。因此，他一回国，不仅立即恢复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的职务，而且还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医疗保健组组长，担起了保障中央领导健康的重任。从此以后，吴阶平和父亲成了莫逆之交。

化解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推测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据的父亲。

父亲在那个时期作为粮食部的党组成员，身兼政策研究室、计划统计司、采购司等多个司局长职务。其重要原因是总理特别看重他诚实可靠、了解实情、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的品质，看重他高超的算盘计算和超强的记忆能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理经常把他直接叫到中南海单独询问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把他当成了自己在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当粮食部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分管这方面工作时，总理就让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给他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继续进行工作。父亲从粮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被调到外交部期间，先后兼任过七八个司局的司局长，有时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始终拥有一张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其他副部长都没有的，足见总理对他的器重。母亲悄悄说，这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长的嫉妒。

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都由父亲兼管。计划统计司负责统计调配各地需粮和缺粮数，负责往各地调配粮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统计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都归口到粮食局长（有些省、市、自治区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只有两三个人。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父亲处（有时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也参与），由他直接向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置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父亲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字还很大。经反复核算后，他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他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他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会后，总理又单独把他留了下来，再次指示他根据相关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

随后，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以求解决问题。毛主席很快批准了总理关于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以及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的意见，具体数量由总理定。父亲根据总理的指示，和铁道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终于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