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泽东之歌》骤然停播的缘由

1951年，曾流行一时的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骤然停播，销声匿迹。这到底是什么缘由？几张发黄的报纸，将这个疑团慢慢解开的同时，那些历史的细节也令人忍不住发出声声感叹。

《毛泽东之歌》骤然淡出历史舞台

1941年，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创作了《毛泽东之歌》（卢肃作曲）。这首歌问世后，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时。1951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所作的“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三位。向延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也指出：“这年由张春桥作词、卢肃谱曲的‘献给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是一首优秀的颂歌题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边区传唱开来。张春桥一生做了不少坏事，但这首歌词当时该算是好的。曲作形象地概括了抗战的艰苦，深情地歌颂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此后这首颂歌在各解放区和一些国统区的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留下它应有的历史功绩。”

然而，这支曾经广为传唱的歌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1年，竟然骤然淡出历史舞台，竟至销声匿迹。这让很多人感到诧异与惊讶，对其原因也众说纷纭。

有人回忆延安岁月时，就谈到了这样的细节：“调皮的男孩，有时唱歌乱改歌词，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为了好玩。比如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他们解嘲地唱成‘倒霉子孙’。那时，在晋察冀的张春桥写了一首《毛泽东之歌》，歌词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他们改成‘光荣地抽着你的烟袋’。歌词大概是太突出毛泽东个人了，又不通俗上口，这首歌后来就没有人再唱。”

来自革命老区的孔昭琪在《老歌的记忆》一文中也回忆道：“这首歌大约是1941年我刚上小学时学会的，我对它的印象之所以很深，是因为它庄严、深沉，赞颂意味很浓，而且学校每次开会，都唱这首歌作为会议的首项仪式。那时太小，还不知道什么词作者、曲作者之类。后来，这首歌莫名其妙地销声匿迹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常常想寻觅原因，但一则由于不在我的专业范围，故不是很迫切，二则因为也无从着手，所以一直这样拖着。其间，虽然也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但始终没有认真追究。”

周巍峙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

是因为新歌涌现，大浪淘沙，将《毛泽东之歌》自然淘汰了，还是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玄机？这就得从周巍峙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谈起。

1951年2月11日，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在《人民日报》发表《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

周巍峙在文中指出：“用诗和歌曲来歌颂和赞美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描绘领袖的英雄形象，表达人民对领袖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感情，这是很光荣的但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文艺创作的内容方面，周巍峙旗帜鲜明地指出，歌曲对毛主席的歌颂，必须正确认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严肃批评了只见领袖、不见人民的现象。

他说：“我看了二十几个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毛主席衷心的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领袖的伟大就依靠于他是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领导群众在十分艰巨与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人民对领袖的情感，善于选择某一侧面、某一角落来描绘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热爱领袖的情绪。”

上述文字，一方面说明了周巍峙批评《毛泽东之歌》的语境和主旨；另外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了当时文化界比较民主活跃的氛围，尤其是对领袖能够采取比较正确而客观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开辟的《人民文艺》栏目，为文化界这种自由开放的文艺批评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对于在文艺创作内容上比较好地处理了领袖与群众关系的歌曲，周巍峙毫不吝啬地称赞道：“陕北民间的诗人孙万福曾用‘高楼大厦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这两句话歌颂毛主席，‘蟠龙卧虎’要依靠‘高山’，‘高楼大厦’要从‘平地’建起。这样他就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了，而不是把领袖写成了‘超人’与‘救世主’。”

笔锋一转，对于文艺创作内容上只见领袖、不见人民的现象，周巍峙特别以《毛泽东之歌》为典型进行了批评。文章指出：“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同时，文章还插入曲谱图，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指出其“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分”。

《毛泽东之歌》是否真如周巍峙所言呢？让歌词自身来说明问题：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通观整篇歌词，我们不难发现，确实都是对毛泽东“宗教赞美诗”般的虔诚，只见领袖、不见人民，并未“形象地概括了抗战的艰苦”，周巍峙的“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的批评是比较公允的。

张春桥对批评的回应

对周巍峙的批评，歌词作者张春桥作何反应？一个月以后，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春桥的答复。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春桥不仅“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并且立即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已贵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张春桥，对和自己职务大体相当的周巍峙的公开批评，并未恼羞成怒，也未大加辩解，其态度之诚恳，言辞之周全，反应之迅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文人相轻，互不服气，在文坛算不上什么怪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春桥这个笔杆子对周巍峙这个笔杆子不留情面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当淡定成熟的。与人们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狗头军师张”截然不同，一个谦虚谨慎、思维缜密的“秀才”形象跃然纸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个人的性格、人品和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内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但是，思想和地位的改变，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41年张春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式赞美中，是否可以看出张春桥性格中善于投机、迎合的端倪呢？笔者认为，仅就创作这首歌而言，是投机、迎合的性格使然，还是发自内心的钦佩，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只有通过大量相关的事实，并和张春桥有相当接触，对其有相当了解的人才有资格“姑且论之”。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还写了个编者按：“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也就是说，周巍峙对《毛泽东之歌》“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的批评，不仅张春桥表示认可和赞同，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深表赞同与支持，说明当时大环境、大氛围对文艺批评是包容的，对个人崇拜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刊发张春桥答复文章的同时，《人民日报》还登载了署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安干部学校一个读者”的来信。在这封以《欢迎音乐批评》为题的信中，作者说：“最近在《人民文艺》上登过一篇周巍峙同志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我看了以后很满意……我还希望以后在《人民文艺》上能刊登些好的歌，新鲜的有力的群众的歌，高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歌。”这也进一步说明，正确认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新鲜的有力的群众的歌”更受欢迎。以《欢迎音乐批评》为题，也进一步说明《人民文艺》对文艺批评的支持态度。

《毛泽东之歌》被停播的文艺批评背景

作为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肯定不会毫无缘由。即使他的批评具有某种偶然性，《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也不会随意批评一首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歌颂领袖的歌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之歌》被批评，并能使张春桥坦然接受呢？这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批评的大背景。

文学艺术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样，五四运动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9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进入“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以后，如何“肃清封建的”思想，如何看待革命年代的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新的文艺创作等问题，突出地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由于认识上的分歧，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的许多方面产生了讨论和争鸣。其中，对于抒情歌曲的创作，也因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了争鸣。《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将某些过去战争年代创作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一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抒情歌曲，当作具有倾向性错误的例子而给予批评，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的一部分。

《人民日报》几篇文章的选取，应该是有意识地在文艺创作上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呼应着文艺批评活动。

1951年4月20日，上海音乐家协会就曾召开关于歌颂领袖的歌曲创作座谈会，讨论《毛泽东之歌》。

195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发表吕骥《为创作更多更好的群众歌曲而努力——谈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毛泽东之歌》再次被当作“靶子”受到批评。不过，这一次有更负盛名的《解放区的天》“陪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歌曲，其实不一定都是抒情歌曲，确实有些不健康的成分，是以个人的、陈旧的、轻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乐观的、健康的人民情绪。曾经广泛流行过的《解放区的天》《毛泽东之歌》就是明显的例子。固然缺乏分析地随便给某些歌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不恰当的，但因此放弃对于有严重缺点的作品的批评，同样是有害的；那样要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及各种庸俗的思想情绪就会得到发育的温床，抒情歌曲就有走向灰色的、颓废的道路的可能。”

这次的文艺批评，与1951年纯粹就文艺创作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批评不同，明显带有当时政治尤其是文艺逐渐朝“左”转的痕迹，上升为“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及各种庸俗的思想情绪”的问题。这些都说明对《毛泽东之歌》的批评不是孤立和偶发的事件，而是当时提倡文艺批评背景下的产物。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之歌》之所以骤然退出历史舞台以至销声匿迹，主要是因为“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在文艺创作内容上，没能正确反映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在文艺创作形式上带有“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等缺憾。在提倡文艺批评的大环境下，这些问题和缺憾，不仅引起了以周巍峙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和批评，而且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为代表的主流文艺也对这种批评持支持态度。如此一来，《毛泽东之歌》悄然退场也就势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