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胡修江
本文记述了我国学者组织的第一次海洋动物综合调查———青岛胶州湾调查。这次调查持续了两年时间，共进行了四次海上和沿岸的调查采集，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生物标本和数据，有着深远的开拓性意义。
1935年5月，张玺领导的一支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来到了青岛，开始青岛胶州湾海洋动物调查。
张玺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他于1932年1月自法国学成归国后，进入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做研究和领导工作。当时研究院经费很少，全院人员最多时仅百余人，而动物所不过20人。张玺来到这里，发现这儿的设备虽不甚好，但工作能随个人的兴趣进行，研究所学术气氛很浓厚，他的中国海洋软体动物学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32-1937年间，张玺一方面在北平动物所任研究员，同时也在大学兼授动物学和海洋生物学课（如北京农学院、山东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
张玺曾经说：“我曾到过厦门、烟台、威海、青岛等沿岸采集调查，当时最感痛心的就是沿海重要地区均为外人占据。”为了走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前面，他们组织了这次艰苦的海洋生物考察。
多种发现
1935年，张玺等人对胶州湾的考察中，在青岛发现了肠鳃类中的柱头虫。柱头虫是介乎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一种动物，对于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过去高等院校搞研究都是依靠国外的进口材料，花费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张玺他们的发现，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在考察队将要出发的时候，北京中法大学生物系主任夏康农教授曾公开悬赏：谁要是采集发现柱头虫，就给谁100块大洋。采集到柱头虫标本的是作为见习学员的马绣同。得知这一事情之后，张玺据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在中国沿海采集到了柱头虫标本，并且鉴定它为一新种———黄岛柱头虫，从而结束了在生物学教学上只能引用外国资料的历史。
文昌鱼，人们一向称之为生物进化的“活化石”，一直以来，生物学家关注的重点都是在厦门。1935年，张玺等在胶州湾考察中发现，青岛也是文昌鱼的另一个重要出产地，而且产量不在厦门文昌鱼之下。
软体动物和人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也有很多良好的港湾，但海产事业却极其“幼稚”，这就使得别的国家趁机侵占，每年不得不花费巨资从日本等国进口海产品。这一次大规模的胶州湾海洋动物考察，张玺不仅对胶州湾各类动物的分类、形态、发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对海湾及其附近的海洋环境和动物分布做了详细的研究。
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论文
在1936年撰写的《胶州湾及其附近海产食用软体动物之研究》中，张玺对腹足类、瓣鳃类和头足类动物的形态做了详尽的论述，考证了一些科、属、种的名称，对其形态、生活习性、捕捞或养殖以及利用等都有记述，并评述了我国古代的资料，成为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贝类学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玺的论文与众不同，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的笔法。他把牡蛎的价值写得淋漓尽致，简直让人“垂涎欲滴”：欧洲人嗜食牡蛎，远过于吾国人士，其养殖法的进步与生产品之优良，驾吾国牡蛎业而上之者，或即以此嗜食风盛故也。罗马帝国晚季，曾特别流放奴隶于大西洋沿岸，专门收采牡蛎，以供士大夫之奢宴，英国之牡蛎于是不断地航运于罗马；法国拿破仑第一至第三世，穷奢极侈，亦推奖牡蛎为上味，一时需要激增，天然品不免滥获，又派遣巴黎大学教授Coste赴意大利视察并研究养蛎法，Coste归国后即开始养殖试验，现今法国牡蛎业之发达，实肇于彼时。此外我们又知道一个故事，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是一位牡蛎健啖家，他曾在饭馆一次吃尽175只牡蛎，全座为之震惊。诸如以上的事实，所以西人把“牡蛎与英雄”并谈，好像是英雄爱牡蛎，成为一定的事实。其实牡蛎味美，并不限于英雄嗜食，不过是他们有这样豪餐的金钱耳。
在谈到蛤仔的采集方法时，他的文章又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每遇到朔望干溯时，沧口一望无涯之海滩上，可见到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多数系捡蛤仔者，妇孺们多集中于沙泥微高而富有蛤仔之区，坐于小凳上，用铁锄或铁钩平挠，则栖于泥沙内之蛤仔等层层皆被刮出矣。男子们多以获得大者或发现区处最丰者为希冀，掮铲持筐，乱处奔跑，适遇当地，即以铲子平敛地面，薄加刮挠，其收获品，确较妇孺者整齐可观。另有老年者，很有经验，手持小铲，一掘一个，盖蛤仔等多埋在5至7厘米深处，外面露有椭圆小孔，伊等熟识此孔，故得铲铲无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