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从最早的林纾译本到通行的朱生豪译本，中国的百年“译莎”事业中，真正最有系统、最为完备、历时最长的，是梁实秋的译本。而“梁译本”中最早出版的8种，更是梁实秋与胡适这两位现代文学史大家的联袂巨作，堪称经典，甚可纪念。
中译“莎氏全集”拉开序幕
据《胡适日记》载，留学时期的胡适，曾特别关注过莎士比亚戏剧，有一段时间竟然“日尽一种”。胡适最早阅读莎士比亚，应当是1911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当年2月16日日记中写道：“上课。读Shakespeare一生事迹。”第二天，胡适还给莎氏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在日记中写道：“读莎氏‘HenryIV’。‘Shakespeare’当译萧思璧。”
1915年5月，胡适还去看了一场《哈姆雷特》的演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七日演莎氏名剧《汉姆勒特》（Hamlet）吾友Wm.F.Edgerton延余往观之。”胡适将现在通行的《哈姆雷特》译名，随手译为《汉姆勒特》，可见当时莎翁作品研究与中译本的匮乏，青年才俊们自然都会有各显神通、一试身手的译法。
1917年归国任教的胡适，一直有着译介欧美文学作品的计划与行动，但与莎翁重会还要等到1930年底。1930年12月23日，任职于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的胡适致信梁实秋，称“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公超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看来，中译本“莎氏全集”的“五年计划”已经呼之欲出，胡适要组建中国当时最强劲的中青年译者团队，来操办这一空前盛事。而正好比胡适小一轮（12岁）的梁实秋，正是这个团队中最活跃、最积极，对“译莎”最为倾心者。同是属兔的中年胡适与青年梁实秋，大兔小兔朝前跑，拉开了“莎氏全集”计划的序幕。
开启梁氏30年“译莎”生涯
1931年2月25日，胡适在复闻一多、梁实秋的信中，谈及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具体计划（包括成员、时间、程序、文体、译名统一、经费管理、注释等问题），并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当年6月21日，胡适以一种缓一缓的姿态，亲切地致信年轻人梁实秋，信中称：“志摩为母丧奔走，公超为结婚事忙，都没有动手译书。公超说你也没有动手。一多怎样？如大家都没有试译，似不如等大家暑假中有点成绩时再定期开会。你们以为如何？”
实际上，此后大家都未能按原计划进行“译莎”，当年的暑假也未能在北平定期开会。陈源原本就不愿参加，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而闻一多与叶公超也志不在此，最终只有梁实秋孜孜以求，历时30年，译成莎翁著作37种，外加莎翁诗集3种，成为海峡两岸独自译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应当说，发起莎翁全集中译计划的胡适，自然是开启与促成了梁氏30年“译莎”生涯；但真正使二人共同参与，并按原计划接受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统一资助的“译莎”，却只有梁在1930年代完成的8种莎翁著作中译本。而这8种梁译本，按照通行的说法是莎翁四大悲、喜剧的集合，事实上这种说法却并不准确。
可圈可点、可感可叹
就笔者过目的这8种梁译本来看，莎翁四大悲剧是齐备的，即《马克白》（1936年6月初版）、《李尔王》（1936年7月初版）、《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1936年7月初版）、《奥赛罗》（1936年11月初版）。莎翁四大喜剧却只有三种，即《威尼斯商人》（1936年6月初版）、《如愿》（1936年7月初版）、《第十二夜》（1939年9月初版），并没有《仲夏夜之梦》；另一种为《暴风雨》（1937年5月初版）。
这8种梁译本中，有7种集中出版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间，这7种的书名题笺均为胡适所题，由此亦可见胡适对“译莎”事业的关注与对梁译本的支持。在译文修订方面，胡适可能也有部分参与，1936年4月11日，胡适曾就《奥赛罗》译文中的问题，致信梁实秋商榷。而《第十二夜》没有胡适的题笺，只因当时胡适已出任驻美大使，正在为抗战做海外宣传与外交工作，再也无暇关注“译莎”事业了。
同样，“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八年间只得中断“译莎”。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他在任教之余暇，虽暂可重举“译莎”事业，但又因内战，不久即流寓台湾，大部分的“译莎”事业，只得从头再来。至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梁实秋的“译莎”事业还未能圆满完功。
如今，抚看梁实秋的“译莎”8种，时光痕迹、岁月兴味，皆在8册泛黄的铅字书本中浸染无际。莎翁名剧的魅力，也正因70余年前的家国鼎革之剧变、人生境遇之戏剧性，而另具一番深沉况味吧。这些零碎的小册子，似乎比之那煌煌齐整的、金光四射的全集之完备，还更有一种可圈可点、可感可叹的精神遗产在里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