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新
大西南解放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解放伊始，百废待兴，在邓小平的提议下，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修建成渝铁路。成渝铁路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于1950年6月15日开工，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结束了“蜀道难”的历史，实现了巴蜀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夙愿，对于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成渝铁路所在的四川地区处于中国西南内陆腹地，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四周被高山和高原环绕，仅有长江水路和秦岭巴山间的羊肠小道与外界沟通，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路，既是四川人民的千年之痛，也是四川人民的千年梦想。
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为控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四川，英法日俄等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川汉铁路（成渝铁路属其西段）的计划。而四川人民则针锋相对，发出了自主修筑川汉铁路的呼吁。1904年，全国最早的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全川佃户“按租集股，因粮认摊”，集体成为铁路股东。
正当川汉铁路紧张筹建之际，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筑路权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同时攫占了四川人民集资的修路款，激起了湘鄂川粤人民的“保路运动”，后来发展成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同年8月，修筑近两年的川汉铁路宣告停工。
民国时期，成渝铁路的修建问题也多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虽然先后成立过“成渝铁路筹备处”或“成渝铁路工程局”之类的机构，但是直到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四川人民的铁路梦还停留在图纸上。
这段历史，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从小就熟知，更清楚铁路对四川人民的重要性。在肩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营西南”的历史重任后，建设成渝铁路的宏伟蓝图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常说：“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1949年6、7月间，邓小平在率二野进军四川之前，两次专程到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家中拜访其堂兄、我国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商谈如何加快成渝铁路修筑的问题。陈修和介绍说，抗战期间，汉阳钢铁厂的许多设备和技术力量已迁到重庆钢铁厂。重庆解放后，若充分利用这些设备和技术力量，每年可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基本可以解决成渝铁路修建所需的钢轨问题。现在成渝铁路不少路基已筑成，部分桥墩、桥涵、隧道已连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筑路工期是可以缩短的。对此，邓小平十分赞同，请陈修和物色一些兵工技术人才，写一份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陈修和欣然应允，并表示8月中旬交差。8月17日，邓小平专门派二野军械处处长陈志坚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狄斯菲尔路拜访陈修和接洽办理。陈修和不负所望，为西南建设精心物色了几十名兵工技术专家，组成了一个技术大队。同年9月出席开国大典期间，邓、陈二人在北平（现北京）再次会晤，邓小平信心十足地对陈修和说：“非常感谢你！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
重庆解放后，194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进驻重庆。邓小平在西南局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12月31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说：“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
次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1个月后西南地区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工作计划时特别指出，建设新西南的第一步是修建成渝铁路，经济要发展，铁路应先行，要“着重于修建成渝铁路”。紧接着，2月8日，经邓小平提议，筹备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即“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随即，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派交通部部长赵健民赴北京向党中央及铁道部汇报有关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方案。
成渝铁路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多次调查研究的结果。考虑到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的长期愿望，如从成渝铁路入手，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带动钢铁、机械、煤炭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还可以凝聚民心，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后新秩序的确立。
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后，周恩来亲自审定，然后直呈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蓝村经烟台到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说，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邓小平便讲了三点：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这三条理由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国家当时财政相当困难，党中央和政府为了西南人民，决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立即开始兴建成渝铁路。
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批准修建成渝铁路计划方案时特别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决定，以旧成渝铁路工程局为基础，组建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3月21日，重庆铁路工程局（同年6月改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挂牌成立。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迅速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充实成渝铁路各级领导班子，加快成渝铁路的各项准备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成渝铁路的开工建设，已万事俱备。
“修建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
考虑到解放初期修建成渝铁路是在国民经济尚待恢复和缺乏必要施工设备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地方动员组织工作尚待开展之前，先抽调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组成军工筑路队开工铁路建设。对于这一建议和做法，毛泽东表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1950年5月，邓小平在讨论成渝铁路有关问题的会议上强调：“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
6月15日，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接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筑路大军从贺龙手中接过并高举“开路先锋”的旗帜，开赴重庆九龙坡、油溪等工地，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后来，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安排下，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和西康各军区部队总共抽调了30174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总队。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又是一支重要的护路武装力量，在工地沿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土匪的骚扰破坏，保证了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为解决修建成渝铁路劳动力不足和西南地区失业人口就业的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四川各地的失业工人参加筑路。在各级工会和劳动部门的具体组织下，共有18000余名失业工人（含重庆本地）从各地投入筑路行列，重庆市游民收容所1200名游民乞丐，经过学习培训后也参加了筑路工作。
然而，开工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各军工筑路队不得不于1950年11月底相继归还建制，工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召集成渝铁路沿线行署、专署、县人民政府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由四川的4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10万民工接替部队，按计件工资的办法继续修建成渝铁路，并抽调大量地方负责干部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月，人民解放军西南工兵部队约7000人继续参加筑路，至1952年1月调回。1950年12月，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下属民工筑路指挥部成立，下辖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区指挥部，再下设支队（县） 、大队、中队，直接领导和指挥全线民工的筑路工作。12月底，第一批民工到达工地。整个成渝铁路修筑工程中，前后共计投入军工28646人，失业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
“花钱少，事情办得好”
1950年5月，在讨论成渝铁路有关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说：“我们还面临着很大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事俱兴。”之后他又在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致词中说：“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为了实行“花钱少，事情办得好”的原则，统一领导和密切协调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交通、工业、财政、民政等各部门工作，保证工程顺利进行，除中央人民政府在铁道部内专门成立了“西南铁路工程局”外，1950年7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和西南铁路局局长赵健明任副主任委员。
为解决成渝铁路修建的技术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留用原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全部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优秀的工程师，如刘建熙、蓝田、雷从民、郭彝、谭其芳、陈祖堂等。在党中央、政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各地铁路局也迅速调集技术人员、干部云集四川，充实成渝铁路修筑第一线。与此同时，重庆铁路工程局还举行了各种短期业务培训班，培养技术工人。
成渝铁路线路总长505公里，整个工程共需完成土石方4211.3万立方米，需修筑隧道43座，修建大桥7座、中桥77座、小桥353座、涵渠1195座，架设电线7115.71公里，需修建各类房屋23万平方米。当时，西南地区刚刚解放，百业凋敝，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经济都相当困难。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特别指示，西南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成渝铁路建设，政府财政首先要保证成渝铁路施工的开支，“财政要保证重点，铁路要修，其他的可以缓办，要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千方百计增加税收，铁路建设要保证”。1950年至1954年，成渝铁路共由政府投资15583万元，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在成渝铁路整个工地和铁路沿线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热潮。此外，按照中央确定的“就地取材”原则，成渝铁路在施工中多用价廉的石料而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再加上通过对解放前已修筑成渝铁路的路基、桥墩、桥洞等既有工程的仔细鉴定和尽量利用，为成渝铁路早日建成通车缩短了工期，节约了大量开支。
在劳动实践中，民工发明了搬运大石的工具“游车”“滑板”和“炮打三面空”的放炮方法，提高了工效。同时，沿线还有很多农民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看到哪里需要人手就在哪里干活。不少人甚至将家藏的寿板、房料等无偿捐献出来作铁路枕木。成渝铁路所需的129万根枕木，就是沿线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备齐并送达工地的。成渝铁路全线总造价为人民币19014万元，每公里平均造价37.65万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丘陵地区建成的最省的铁路。
“让专家有职有权”
在整个成渝铁路的修建工程中，邓小平都特别尊重人才，虚心听取专家的建议，并指出：“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给予从优照顾”，使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劳动积极性。按照这一指示，成渝铁路开工后，西南铁路工程局不仅留用了原铁路工程机构中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许多非党技术人员担任了工务段长、分段长，对在本区内施工的军工、民工负责技术指导、生产的组织管理，还有的负责专业队、厂的行政领导工作。由于正确的政策引导，使这些知识分子深受感动，竭心尽力报效国家。
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萨福均，是铁路修筑方面的老前辈，曾和詹天佑一起修筑过粤汉铁路。他不顾年老体弱，工作呕心沥血。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感叹道：“38年前我就参加西南的铁路建设，但直到今天才敢说，这条铁路肯定是可以建成了。”
著名铁道选线专家、工程师蓝田，1888年生于四川郫县，其父、其兄都是当年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家中还保存过惩杀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军刀。他从1917年即开始从事铁路工作，几十年来几次参加成渝铁路工程建设，又几次退出。他曾因痛心于成渝铁路寸轨未见而封存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在念佛经中寻觅精神寄托。邓小平修筑成渝铁路的决定，使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技术人员重新焕发了青春。为了精测线路，他从重庆沿长江步行测量，对成都到乱石滩一段提出改线方案，缩短线路里程23.8公里，提早完成工期，替国家节省150亿元（旧币）的材料和施工费用。1951年，蓝田被评为西南铁路局一等劳动模范并当选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留美铁路专家刘家熙，负责成渝铁路全面技术领导。只要听说哪个工地上遇到技术难题，他都会立即赶去考察解决。当人们赞扬他谢绝美国波阿铁路公司的邀请而毅然回国修铁路时，刘家熙说：“准确地讲，我是庚子赔款学生，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之后又向中国勒索4万万5千万两银子的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头上都要摊1两。这么多银子别说打造我这样一个人，就是铺一条纯银的成渝铁路也够了。花这么多学费学到的知识，能不用在国家富强上吗？”
此外，资中工务段段长陈祖堂对闪将坳一段提出改线方案，提高了线路标准，缩短线路2.3公里。老工程师郭彝和资阳工务段段长谭其芳对资阳黄鳝溪一段进行了改线，避免了线路水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邓小平亲自“点将”，特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来著名学者张圣奘。二人面谈时，邓小平说：“你知道，成渝铁路已经动工了，你更清楚，四川历史悠久，又有好些皇帝在四川建过都城，古迹和地下文物很丰富。参加筑路的多是部队战士和民工，怕不识文物。若文物遭到损坏，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因此，想请你们专家到成渝铁路工地沿线寻宝，鉴别出土文物，以免文物丢失和破坏。我们还请你担任考古团长。”考虑到张圣奘年事已高和蜀道难行的问题，邓小平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乘滑竿。正是由于张圣奘的细心工作，考古团从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基坑里发现并完好保存了“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受到邓小平嘉奖，并轰动了整个世界。
“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与指挥下，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成渝铁路工程进展顺利。1950年8月1日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以每天铺筑5公里又30尺的进度推进，1951年6月30日铺轨到永川，12月6日铺轨到内江，1952年1月26日铺轨到资中，6月13日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至此，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建造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
邓小平高兴地说：“成渝铁路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贺龙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主持盛大的通车剪彩仪式。邓小平出席了在成都举行的通车典礼，他还邀请了当时许多四川耆宿如熊克武、但懋辛、刘文辉等人参加，请他们亲眼目睹共产党人为实现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愿望的办事效率。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西南区领导人邓小平、贺龙等纷纷题词祝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发来贺信。在重庆，滕代远把书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大幅锦旗授予西南铁路工程局，宣读了周恩来“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题词和刘伯承签署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嘉奖西南工业部及其所属重庆101钢铁厂、重庆水泥公司、昆明电工厂、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分局、西南铁路工程局等单位，并为通车剪彩。在成都，贺龙发表重要讲话并为通车剪彩。邓小平也为《新华日报》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曾亲自见证了成渝铁路风雨变迁的民主党派人士、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撰文盛赞成渝铁路的通车“使我欢欣，使我振奋”，并代表各民主党派表示“更应向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致其庆祝与拥护之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成渝铁路的兴建证明了今天的人民政府是真正替人民做事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这样的成绩。”
成渝铁路的建成，拉启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这段历史表明，邓小平从主政西南伊始就十分重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在经营西南时期，他针对实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并选择以修建成渝铁路作为发展西南地区经济的突破口，成为他主政大西南中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图片来源：除注明出处外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