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专栏：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重温邓小平理论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曾培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逐步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邓小平理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精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情况新形势，经济转型任重道远，改革攻坚如箭在弦，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重温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时俱进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是对我们党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凝聚着对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深刻思考。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概括，把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另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当代中国国情，得出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使我们真正回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多项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大踏步提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建立在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的生动概括。第一步，从1981年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不懈努力，2000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战略目标分解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一百年”，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为我国未来发展勾画了更为清晰的蓝图，极大地感召和鼓舞了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我国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已进入到经济发展的转换期，经济增速开始趋缓，这实质上是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方针，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核心就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应当注重解决科技和教育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加大科研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人民思想的藩篱，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他深刻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论断突破传统观念和模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机制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对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同志认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当然，这种变革不是要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走过前半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这项工程极其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搞好顶层设计，全面系统地推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使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心。

　　“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标准，我们才能大胆地推进各项改革，那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才能在中国成长壮大。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做好承受改革压力和改革代价的思想准备，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这一论述与“三个有利于”标准一脉相承，应当坚持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各项改革的得失成败，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处理好事关改革全局的重大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推进改革和发展中实现政治和社会长期稳定。他还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这些重要思想，注重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避免一些转型国家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把经济改革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相互促进、协调推进，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两手抓”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三、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邓小平同志深刻洞察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使我国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同时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分步骤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兴办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的崭新事业，拉开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序幕。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30多年来，从设立经济特区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地域，从单方面引进来到实施走出去战略，从被动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到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必须抓住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放宽投资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在进一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基础上，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推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谋划“一带一路”开放新布局。中央批准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随着一系列新举措的实施，我国将逐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他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要“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必须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亚洲地区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改善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秉承“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打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和平、公正、包容的国际秩序，为我国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1987年所说：“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在全党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制定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其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念，锐意进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郭斐然

光辉的业绩 不朽的功勋

曲青山

　　邓小平同志伟大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作为一位世纪伟人，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

　　当邓小平同志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的志士仁人在黑暗中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可以说当时是“山穷水尽”诸路不通。最后，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是其中的一员。他自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匡扶社稷，救国救民。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耳闻目睹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压迫，“工业救国”的幻想变成泡影。这驱使他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此后，他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一往无前、矢志不移。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批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抗日战争时期，较早提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解放战争时期，提出重要建议，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转变作出贡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称赞。他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从领导百色起义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率领一二九师转战太行山到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从领导淮海战役到指挥渡江战役，从率军进军大西南到参加领导和平解放西藏，总是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站在革命军事斗争的最前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二、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进行了艰辛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邓小平同志积极、务实地参与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新中国建立之初，他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1952年他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他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0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对此明确指出：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同他以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文化大革命”中，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后，邓小平同志直接感受到基层社会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再一次冷静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他强调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实际上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成为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的预演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虽然他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职、批判，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为粉碎“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不朽功勋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十年内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国发展落后的状况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引起了他的全面反思，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从拨乱反正入手，推动历史的大转折。他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一决定性环节，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他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后，他以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界和胸怀，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他亲自领导和推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妥善解决了大量遗留的历史问题，使中国逐步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对时代、形势发展的新认识，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响亮号召，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再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和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此为标志，中国更加坚定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更加坚定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四、为创立邓小平理论作出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邓小平同志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的地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法宝，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邓小平理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五、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树立了光辉榜样

　　邓小平同志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充分展现了一位世纪伟人的崇高风范，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特点出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崇高风范。

　　邓小平同志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坚持人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充分反映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崇尚实干、英勇果敢，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强调：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他总是勇挑重担、顽强拼搏，奋力打开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局面，充分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党的领导干部埋头苦干、敢于担当的精神。

　　邓小平同志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他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充分反映了一位世界伟人的深邃战略眼光和恢弘政治气魄。

　　邓小平同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执着的人生追求。他在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时，从不消沉，总是由此更加深入地思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进而有新的更大作为，充分反映了一位世纪伟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邓小平同志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风格，已经并将永远鼓舞我们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道路决定命运。90多年来，我们党独立自主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坚持和发展这条道路同样不容易。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正在接力书写这篇“大文章”。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他的历史功勋，学习研究他的光辉思想，继承弘扬他的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孝纯

邓小平外交思想永放光华

刘华秋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总体国际形势、时代特征和全球性战略问题，对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动态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

　　提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战略判断。邓小平改变了“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提法。他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军备竞赛中，一个力量相对下降，一个被拖得疲惫不堪，受到诸多制约，“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他肯定地说，和平力量发展起来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调整片面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邓小平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提出：“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着眼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不计较历史的恩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他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原则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苏联的关系，为后来同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基础。邓小平提出了“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并亲自主持谈判，使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1989年11月10日，他提出了解决中美纠葛的一揽子建议，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他说：“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的科学理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1992年春，他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谁坚持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尽力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使之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邓小平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很好。”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依靠南北对话与合作是不行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穷帮穷，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确定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使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是一个创举。他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谋求发展，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指出，在开放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在本世纪（指20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提出冷静观察、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他用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语言，表明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战略态度，也是我国外交工作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他指出：“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要缜密思考，科学判断，把握机遇；要处变不惊，从容应对；既要有雄心大志，又要善于藏拙，收敛锋芒，避免引火烧身。邓小平对每一场重大外交斗争，总是全局在胸，冷静分析力量对比，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善于把握时机和分寸，注意斗争的阶段性，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他主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在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要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

　　宣示独立自主、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鲜明立场。邓小平阐明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决不屈从任何大国的压力，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支持它们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中国不打别国牌，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申明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他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

　　指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是不会倒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站得住；第二，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远不止中国一家；第三，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第四，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规律没有变化；第五，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外交思想还涵盖着其他方面重要内容。比如，关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同其他国家政党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关于广泛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的主张等等，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

　　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典范，深邃预见、果断行动的典范。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称道的成就。在波澜壮阔的国际舞台上，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不断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改善和发展了中苏关系，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转变，并进一步将中俄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发达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取得了硕果。多边外交活动空前活跃。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强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进一步树立了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境界。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多样性，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并赋予其深刻的国际内涵，提出中美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要求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亚洲安全观，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策略运筹和底线思维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倡议，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复杂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其实质内涵，同时加强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作者：中央外办原主任）

　　责任编辑：盛　玮

开启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伟大进程

刘成军　孙思敬

　　在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上，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总体设计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解决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推动具有光荣历史的人民军队走上崭新的发展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伟大进程。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他关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决策，缅怀他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对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一

　　1975年1月，小平同志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着手整顿军队，解决军队建设存在的“肿”、“散”、“骄”、“奢”、“惰”问题。粉碎“四人帮”后，他于1977年重新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81年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他以极大的勇气、超凡的胆识和坚韧的意志，拨乱反正，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路。

　　“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建设最大的损害，就是搞偏了军队建设的方向，降低了现代化建设的地位，教条主义盛行，思想桎梏沉重。在1978年6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正确阐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内涵，使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正本清源、方针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遵循，为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军队建设拨乱反正，全面进行调整整顿。在军事战略指导上，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新的内涵，实现了反侵略战争指导思想的突破，战争准备与建设规划发生重大变化；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正确诠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关系，强调军队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地位，把院校教育作为干部培养教育的主要途径；在军队的职责和任务上，坚决剥离军队在“文革”非常时期所承担的行政与生产建设任务，使军队集中精力于自身建设与发展；在军队发展模式上，展开以“消肿”为重点的体制编制调整，裁减员额160万余人，使军队建设转入了精简数量、提高质量的轨道；在军队内部关系处理上，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清理“三种人”，坚决消除派性，坚决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拨正了军队建设的航向，彻底纠正了军队建设方向的偏差，消除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问题，扭转了军队建设长期徘徊甚至倒退的状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趋于和缓，国家改革开放迅猛展开。小平同志科学地把握时代脉搏，冷静地分析世界局势，果断地改变长期延续的战争与革命思维，作出了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不会爆发的结论，作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形成了把军队建设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决心。1985年6月，中央军委做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其内涵是：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战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把军队从盘马弯弓的临战应急状态中解脱出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入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长远性和根本性建设，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把部队整编好，把干部训练好，把制度建立好，把关系梳理好，把问题解决好，全面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为赢得未来战争做好准备。同时，将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点由准备对付全面反侵略战争转向重点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并加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战略指导。

　　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为标志，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小平同志以变革的思维指导军队建设，以“革命”的决心指导军队改革，着力解决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部队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他强调，军队建设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要按“精兵、合成、高效”的要求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具有打赢现代战争能力的军队。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军队密集出台重大改革举措。展开以百万大裁军为核心的体制编制调整，撤销4个大军区、31个军级单位和4054个师团级单位，将军队总员额降到了300万左右；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从体制上解决诸兵种合成问题，迈出由摩托化向机械化跃升的关键一步；武器装备研制贯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原则，首先发展陆军短缺装备，尽力发展空、海装备，完善改进战略核武器；研究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的使命任务，牢固确立政治工作在军队工作中的“生命线”地位；恢复实行军衔制，全面制定和完善军事法规体系，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进行三军联勤试点，探索联合保障的机制；调整国防动员体系，形成义务兵与志愿兵、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将预备役部队纳入军队建制序列，等等。军队的结构和面貌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战备等因素影响，军队建设逐渐与经济建设比例失调。小平同志采取断然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战略思想。他强调：“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要求军队在国家发展大局下行动，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军事实力。在他的指导下，国家降低了军费投入比例，军队在全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确定了“忍耐”中求发展的思路。尽管这一决策使军队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艰难的阵痛期，但却因此校准了方位，与国家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进入90年代后，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逐步显现，国家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投入大幅提升。“九五”期间军费投入比“八五”期间翻了一番，“十五”期间又比“九五”期间翻了一番，到2013年，国防支出达到了7201.97亿元。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忍耐”，就难有今天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

　　3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回顾小平同志当年改革的决策和举措，不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的高瞻远瞩、英明伟大，而且依旧感受到震荡在历史时空中的雷霆之音。当时，体制改革与军队转型同时进行，规模削减和结构调整同时展开，现代化、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同时推进，军队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但不管困难多大、阻力多大，小平同志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目标始终明确不变，步骤简明实效，方式大刀阔斧。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发展的总掌门人。正如一位外国军事专家所评论的那样：“邓小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专业化，将是他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遗产。”

　　1989年11月,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离开军队领导岗位。他寄语全军：“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军性质的科学定位，也是他对全军官兵的郑重嘱托。

　　二

　　实现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和坚持国防与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这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就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重大决策和实施的重大举措。这些决策和举措，不但拨正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向，而且引领人民解放军走上了一条崭新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飞跃。在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小平同志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条新路，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回答和解决了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以及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问题，实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开辟出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强军新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回答了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问题。党的中国特色军事指导理论体系因此不断丰富和完善，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沿着质量建军、科学发展的道路跨越发展、快速推进。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回答了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重大课题。他指出，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他特别强调，必须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要求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回避不了”的大考中，“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党的中国特色军事指导理论，体现出党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的准确研判、对军队建设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点的深刻把握，明确了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地位作用和使命任务，回答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使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目标图、路线图和展开图更加清晰具体。

　　从小平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到习近平主席提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历史展现出一条清晰的道路轨迹。这条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特色，是我军融入世界军事发展潮流、走自己的国防和军队发展道路精神的概括，是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条道路的关键是开拓创新，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摸着石头过河”艰辛探索中的创新发展，是科学态度与改革精神的统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统一。沿着这条道路，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完成了走向机械化、信息化的时代跨越，由以执行国土防御为主要任务的陆战型军队，变成了诸军兵种合成，能够有效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现代化军队，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发展画卷。

　　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实践中开辟了这条道路，奠定了这条道路的基石，设定了这条道路的路标，开始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艰难转型，开启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伟大进程，为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无限活力和巨大动力，使得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加速推进的时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证明，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强大之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军事实践所闪耀的真理光芒，不仅照亮了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精兵路，而且将闪耀在新形势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强军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富国强军历程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作者：刘成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孙思敬，军事科学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