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1904—1974）》：第三十三章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下）

编者按：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 周年之际出版发行。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的又一部大型领袖人物传记，它全面记述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又复出工作的这70 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他在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历程中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同时，传记还展示了传主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深入思考与实践轨迹，以及他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崇高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境界和品格风范。

第三十三章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下）

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后，由于对国民经济切实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钢产量扭转下滑趋势，煤炭生产基本稳定下来；农村除重灾区外，全国大多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开始好转；全国副食品、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的局势也得到一些缓解。

但是，相当多数的领导干部还没有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和经济严重困难的压抑中摆脱出来，表现出对彻底克服困难并树立新的目标缺乏信心。

为了改变这种氛围，鼓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干劲，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来又忙完国庆节前后的事情后，就开始着手研究一九六二年的计划和长远规划的制订工作。还在三月初，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就提出今年计划不谈，搞两年的，待人大常委会九月后开会，那时搞两年计划，然后再搞一个从一九六三年起的七年规划。

十月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补充计划。十月十七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制订渡过调整国民经济三年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七年规划。

他在会上提出：要考虑搞七年规划，明年七一应召开党代表会议，并准备召开全国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在会上公布远景计划把全国人民的士气转过来，振奋全国全党人心，在国际舆论上也造成声势。他说：“就是要有七年规划才能把气壮起来”，“人穷志不要短，要有雄心壮志。”由此他认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补充计划，各项指标有点偏低，“灰溜溜，气不壮”。他说指标偏低并不是说要搞以前那样的高指标，他要求的是“过关”的指标，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指标。他还说，工农业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有个长远规划，要设想工业（包括轻工、副食）、农业、市场怎么过关，使大家有个明确目标，按照这个目标来办事，各部工作才好安排，才能看到一个兴旺气象。他并提出，七年规划按农、轻、重安排，钢产量控制在三千万吨，品种搞齐，不多搞数量，农业抓化肥和排灌设备，副食品生产要定干部、定人、定独立核算，适当解决职工住宅和市政建设。他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在十二月底前搞出七年规划的草稿，由李富春拿总。

几天后，邓小平将上述意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了汇报，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在会上还指出：制订七年规划“不能等年底，要在十一月底提出，以便提交十二月工作会议议一下”。他要求中央各部要早些拿出七年规划的框架，以便中央的同志早点考虑，书记处也要参与这个工作。会议提出：制订七年规划，要真正按照农、轻、重为序来安排，以基本解决吃穿问题及日用品问题为中心来规划各方面，提出计划轮廓。但还是要“重”，解决农、轻，要靠重工业，但不能单打一，争取市场上物资不再凭票证供应，并适当解决住的问题。

十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参加会议的除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上，邓小平进一步说明制订七年规划的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并提出在七年内要完成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几个主要指标和任务。

国务院各经济口和有关部委于十一月下旬陆续提出七年规划的大体框架。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至十二月上旬，邓小平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别听取各经济口和有关部委的汇报。这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八大召开前听取各部委汇报一样，实际上是一种调查研究，使他对全国各行业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听取汇报时，他在谈话、插话中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在当时粮食问题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的情况下，农业规划无疑是制订七年规划的基础。在听取农林口廖鲁言汇报《农林牧副渔七年规划大纲》时，邓小平提出，计划要搞清农业在什么基础上能养多少城市人口，总的规划要考虑粮、棉、油各方面对城市的供应问题，都以一亿四千万城市人口作标准，包括鸡、鸭、鱼肉等副食品。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他提出，拖拉机搞国产统一型号，不再从国外进口；同时，又要一个个过关，不能一下子上，搞一个算一个。农业过关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农机，而是一水一肥。

在听取煤炭部、电力部和石油部关于《燃料动力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时，他明确地指出：“总的规划原则核心是解决吃穿用，兼顾国防，部分解决住，围绕这些计算钢、煤要生产多少。”这里，他把吃穿用与钢的位置调了一个个，是要使正在制订的规划成为吃穿用的规划，同以前的“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计划相比，出发点和立足点都不一样了。

在分别听取冶金部、一机部、铁道部、二机部、三机部和国防科委等部门汇报时，邓小平着重谈了工业生产的设备引进和生产的标准化、系列化问题。这也同过去搞“小土群”思想很不一样了。他建议：要了解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各种类型化肥设备的可能性，有些可以买成套的现成旧设备，我们只要用几年过了关就合算。要到处找机会钻，有一些交货后三四年才付款的要早订货，一定要从英美国家进口一部分设备。他针对一些人存在的思想顾虑，指出：“为什么我们自力更生就一点不能买设备？”他针对这几年各地大搞“发明创造”造成机械产品品种和标准混乱的情况，指出：七年规划中标准化、系列化问题很重要，要以一机部为主，包括三机部、农机部，认真搞标准化，先从螺钉的标准化搞起来。标准化、系列化是最大的节约。他说，日本技术巧，精打细算，节约材料，工业方面应该走日本巧的道路。关于工业企业规模问题，他提出：要大、中、小结合，以中为主。因为中的容易搞，见效快，分布广，我们国家大，资源散，到处搞比较好。但每个行业必须有大的，这个方针各行各业都要注意。他并对冶金矿业具体提出：“我们要搞五个三百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即除现有的之外，再加西昌、酒泉两个。”后来，这一设想被吸收写进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计划。

邓小平还对工业企业不重视使用和培养技术人才，提出批评，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今冬明春要根据所属单位的情况，提拔一大批工程师，包括提拔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他说：提拔的条件主要看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有的人甚至可以破格提拔为工程师，要注意发挥大学毕业生的技术专长。各级、各部可以考虑建立考核委员会，了解、熟悉和帮助专业技术人员。

十二月二日，国家计委把各口的七年规划方案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总的方案。但这时，毛泽东提出了搞十年计划的建议。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七年规划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十年计划的框架。

制订十年计划，对于给全党全国人民树立比较长远的奋斗目标，振奋精神，是有意义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订并落实一九六二年的计划，做好一九六二年的全面调整工作，却是当务之急。

一九六二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核心问题，还是粮食。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近二百亿斤，但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征购的粮食数量却是一五计划以来最少的。一九六○年底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各级干部的屁股坐在了农民一边，国家与农民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的矛盾突出起来。农民普遍要求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如果不减轻，就不可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九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采取少征少销的政策，粮食不足部分以进口解决。为此，国家几乎把所有的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如果一九六二年仍然如此，那就会由于外汇紧张而无法进口许多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缺门产品。同时，由于国际市场变数很大，一九六二年能否进口这么多的粮食还不能保证。

十一月六日至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问题。八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关于粮食问题报告中提出，必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一九六一年上调七十亿斤粮食，一九六二年完成征购八百二十亿斤、上调一百五十亿斤或者征购八百六十亿斤、上调一百八十亿斤，征购指标三年不变。十日，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重点讨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粮食收购及上调任务。大家对一九六一年的上调任务没有表示异议，但有几个中央局书记对一九六二年一百五十亿或一百八十亿斤粮食上调任务，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首先发言，他认为一九六二年的盘子，上调中央一百二十亿斤是可能的，一百五十亿斤则有困难。他提议一九六二年上调粮食为一百三十亿斤，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压任务。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进口粮食确实不是办法，但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今年华东大多数地区粮食多、情况好，但一讲征购下面就有抵触。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也提出，今年的任务一粒不少，但一九六二年如果按照一百五十亿斤的盘子，东北要比今年多上调十亿斤，这不行。西南局、西北局和华北局则同意中央一百五十亿斤的盘子。

这时，邓小平还是认为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是“退够”的指标，是“过关”的指标。因此，他在发言中坚持主张按照周恩来安排的粮食征购和上调的任务执行。他说，这两年各级干部的一个思想状态就是总想减任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他具体分析说，一九六二年度任务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一百二十亿斤、一百五十亿斤和一百八十亿斤三个方案。一百二十亿斤方案就得大量进口粮食，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不仅难过，工业也无法上去和调整；一百五十亿斤方案，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一百八十亿斤方案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建议说：“我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会议好几年没有开了，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在一块开，打通思想。”在当时那么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是那么多人吃饭就成问题。邓小平诙谐地提议说，“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对会议召开时间，他提出，中央最近正在搞七年规划，十二月工作会议要搞个轮廓出来，地委书记会议要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再说。

毛泽东对陶铸提出的这一建议非常赞同。第二天晚上，他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他提出陶铸建议开的会要扩大到县一级，并说：一个县来一人少了，要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第一书记、财贸和农业负责人；省委和直辖市来四个人，省市委第一书记和农、工、财贸负责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第一书记和工、农、商负责人。

毛泽东还提出：会议要当作小整风讲些问题，要讲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和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一个“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他说，他自己准备讲话，各大区同志、中央各同志也要讲一讲，各省自己的错误也要在这次会上讲清楚，不要怕鬼。可以看出，毛泽东想在这个会上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更主要的是想解决分散主义“小天地”问题。

十一月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布置筹备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定于明年一月上旬召开的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央工作会议中心是搞七年规划，县委书记以上会议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把全党干部思想搞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和集中统一的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党从来没有这样分散，不讲真话，这两年搞成这个样子，各人搞各人的“小天地”，目光如豆，要把这种空气转过来。他指示有关人员写会议通知时要出题目，要讲明最近几年的工作经验需要总结。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确定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旬，召开有省、地、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主要讨论这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以及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这时，正值年终岁尾之际，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召开农业工作会议、工业工作会议等，制订一九六二年的生产计划。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这几个会议的与会人员普遍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畏难情绪，而且考虑各自地区的利益比较多，考虑国家大局少。如参加农业工作会议的许多省农业厅长，连本省今年的实际粮食产量都不敢如实上报，基本上都是少报，对明年中央提出的征购八百二十亿斤的计划都表示难以接受。

邓小平在阅看工业工作会议和农业工作会议的材料后，非常焦急。他担心一九六二年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和消极畏难情绪。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廖鲁言关于农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说：“明年粮食产量多少的议题，关键就在明年要保证全国征购八百二十亿斤”，“农业工作会议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等于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八百二十亿斤的征购，什么国家计划，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是空的。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我们国家就降低到了印度水平。”他批评说：“脑筋里面是分散主义，头脑里对立物没有统一起来，党内干部现在的状况就是对长远、整体想得少。都是束缚于眼前细小的东西，包括高级干部在内，没有志气，没有远大理想，一讲具体落实就斤斤计较眼前自己部门的利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弄虚作假，怕当老实人吃亏。”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继续听取国家计委程子华等经济部门负责人和各大区计委主任等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时，邓小平批评的语气更重了。他说：“要讲全局，要提出有没有志气。这样多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有前途了，翻不了身。这是个大问题。”

邓小平坚持从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的长远目标考虑，要求力保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的完成。十二月十八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薄一波谈到会议反映现在工业生产基本稳定，并出现某些上升趋势，形势已初步好转时，他指出分析形势要看长远一点。他说：分析形势要看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今、明、后年指标能不能达到，主要是一九六三年钢一千万吨、棉花二千万担、煤炭二点八至二点九亿吨等。这些指标如能实现即是好形势，如不能实现就是不好形势，不能只看今年，要联系长远计划，至少要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来看。

他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低指标下发生的问题，低指标下发生的问题，主要是干劲不足，分散主义，缺乏长远的目标和全局的观念。他还说：“现在的问题是党的问题，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在一个长远规划目标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分散，灰溜溜的。”

邓小平在几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尖锐的谈话，在各方面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自己也说：“我好久没讲这么厉害的话就是了。”

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还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是什么关系？“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往往伴随着一哄而起的“大呼隆”的群众运动，留下了太深刻的教训。现在，又强调要完成一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他意识到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廖鲁言汇报说，要在今年冬天组织一个像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水利积肥高潮时，邓小平当即指出：

要扎扎实实，因地制宜，不要搞“大呼隆”。什么叫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这要当作个理论问题来解释，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能天天、事事搞运动，而是抓住关键性的环节，用大规模的运动形式。而运动规模也有大的、小的、各种形式的结合，真正要注意的还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过去几年讲大兵团作战，我看不是群众路线。“大呼隆”违反群众意志，群众是勉强、被迫接受的，只是形式热闹。

总之，一要运动，二要合乎群众路线的运动。我党的传统是群众路线的运动，不能一提群众路线就是搞运动。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邓小平又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是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工作基础上进行的。过去几年有些否定因地制宜的细致工作，群众运动不能天天开大会，天天贴大字报，有些群众运动往往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

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人员时，再次指出：

这几年党的经常的细致工作忽略了，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过去搞了一些蠢事，也是好事，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传统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一定要把它恢复起来，好好做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

他特别强调要做好经常性的群众工作，说：

“强调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但经常工作是基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

邓小平的这些宝贵的思想认识，是深刻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而获得的。此后，他对待群众运动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

十二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以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在他的住处开会，议定会议的议程和开法。毛泽东强调会议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讲话中说：过去几年走弯路，首先应该由中央负责。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对的是主要的，错误占第二位。

二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就会议日程、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计划、明年计划和党的问题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毛泽东在二十日晚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指出对过去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要统一认识，以解决究竟有没有希望的问题，说这是一个出发点。他说：过去几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有缺点错误，责任中央第一，省市第二。他主动承担责任，说“中央的责任就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并概括这几年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为：第一，没有及时研究和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具体政策不合实际、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第二，计划指标过高、多变，钢、粮、棉的指标这四年中最多有七变的；第三，不因地制宜、不实事求是地搞几个“大办”，冲垮了原来的方针和群众路线；第四，权力下放过多。邓小平这里所指出的，实际上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点讲了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的问题。他提出：长远规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到一九六三年，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第三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第一阶段，就是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年调整，是为前进打基础。具体任务是达到一千万吨钢，二点八亿到二点九亿吨煤炭，粮食自给不进口，征购八百六十亿斤，上交中央一百八十亿斤，棉花收购二千万担。他指出，这些指标是立足于解决人民生活的需要。

他说：整个长远规划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为中心，兼顾国防。我们国家人口多，到那时会达到七亿几千万人口，我们如果不把计划放到解决吃穿用、解决人民生计这个问题上就要犯错误。这个问题基本上要在第二阶段一九六五年后四年中解决，不是说很丰富，是讲基本上能过得去。比如，每人口粮有四百六十斤，国家每年能够有一、二十亿斤的储备。第三阶段到一九六九年，要完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钢要达到二千五百万吨，煤四亿二千万吨，粮食四千五百到五千亿斤，征购一千三百亿斤，国家有二百亿斤的储备，棉花达到四千至四千五百万担，每人布票搞到二十二尺。

他无限憧憬地说：到达到第三阶段目标的那个时候，日用品的问题就应该基本满足了。如果我们的钢、粮、棉能够达到那个水平，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达到相应的水平，国家就真正能够独立自主了，真正建成了全国完整的经济体系。

他强调，这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搞好三年调整的基础上，建立在做好一九六二年工作的基础上。他说：粮食明年一定要征购八百二十亿斤，上交一百三十到一百五十亿斤。钢的指标定到七百五十万吨，只要搞到能够调整就行了，煤要二亿五千万吨。明年如果达不到这些目标，就要降低后年和长远规划的指标，就会影响今后的发展，明年管后年，后年管长远。

邓小平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意见的。他所讲的到一九六九年的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的计划，基本上同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七年调整的计划相一致。可以看出，到这时，中共中央还是认为，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下调过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是适合的。

最后，邓小平谈了党的建设问题。他针对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在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调整中党员、干部思想和作风上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指出：一要立志气。过去几年我们的志气太大，最近又太小。二要加强纪律性。三要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小天地”。全国有几十万个“小天地”，中央政策很难贯彻下去。现在权力下放过多，中央抓不住，党内分片包干的办法也不好，造成实际上没有统一领导，各自为政。四要有全局观念。许多干部从局部出发看问题提问题，斤斤计较。要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五要提倡实事求是。要在全党提倡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六要搞群众路线。群众运动要同群众路线的概念搞清楚，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如果只满足于停留在一般号召，不去做艰苦工作就是片面性。七要严格党的生活，包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党规、党法和党性的教育。

邓小平强调，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毛泽东在七大所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即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恢复发扬起来。

邓小平的讲话，成为这次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稿的起草工作在抓紧进行。报告稿由陈伯达、吴冷西等具体起草。十二月下旬报告草稿出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顾不上过新年，全力以赴投入修改报告稿的工作。一月八日，形成报告初稿。一月十日，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的第一、二部分后，即约邓小平、陈伯达和田家英等到他的住处谈话。毛泽东提出：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稿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

按照以往惯例，这种报告稿都首先要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然后再提交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七千人大会，虽然名义上只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全国代表会议，但它肩负的任务不亚于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主题报告太重要了，大家对其中谈到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想法怎么样，会前并不很摸底。因此，毛泽东这一次打破常规做法，是想更直接更广泛地听取意见，以便把报告稿修改好，以更好地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对“大跃进”运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中央领导层及各级干部的认识其实仍然是不一致的。在一部分人看来，“大跃进”运动虽然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但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只要调整一下政策，就能纠正过来，国民经济形势会很快好转。他们认为，九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国民经济就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然而，长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认为，九月庐山工作会议以后，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虽然出现转机，但问题仍很严重，远未走出谷底。为了避免党再犯错误，刘少奇提出起草报告稿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实事求是，缺点错误有多少就讲多少，不姑息，不怕丑。这样，体现刘少奇这一意见的报告初稿，就对“大跃进”运动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讲得比较充分，对当前国内形势估计得比较严重。

一月十一日下午，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会议安排先分小组集中讨论报告初稿。

按照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原来的考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这几年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分散主义，以解决在粮食征购和经济调整等工作中步调不一致的问题，更快地克服经济困难。报告初稿中把分散主义作为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在第二部分集中讲了这一问题。但在小组讨论中，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并不认为都是分散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业中则是集中过多，而不是分散主义。邓小平同刘少奇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重视。一月十六日晚，他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碰会议情况后，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进行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刘少奇和邓小平当即组织起由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主要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以及田家英、吴冷西、胡绳等“笔杆子”。

从一月十七日下午开始，起草委员会连续开会，讨论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问题。在一月十九日的讨论中，邓小平在发言中从思想方法角度提出问题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主观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有些人表示赞成。但邓小平又感到“这样提问题，得不出结论”，于是没有再坚持这一看法。

报告起草委员会充分吸收各小组讨论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到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陆续拿出报告的第二稿。毛泽东阅后，找刘少奇和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报告修改稿。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初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对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在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增写了新中国建立十二年来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开展四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在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中，主要是吸收一些地方负责人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一些政策界限。

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没有念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后来被称为刘少奇的口头报告。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中心是针对分散主义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把会议推向了高潮。他说：我今天的讲话中心是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他还谈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也必须有一个过程，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

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在会上讲话的，毛泽东提出会期延长后，他决定采纳杨尚昆的建议，在会上讲讲党的问题。其实，在筹备召开七千人大会过程中，他曾多次谈到，这几年党的会议没有对党的建设给予一定重视，这次大会要注意这个问题。他的讲话稿起草好后，分送中央书记处各位成员并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二月六日下午，正月初二，邓小平在全体大会上讲话。

他的讲话没有重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而是着重讲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的问题。他指出：最近几年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有严重的缺点，特别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削弱、严重的削弱。由于这几年党内斗争发生过火偏差，造成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群众路线传统和民主集中制传统的忽视和损伤，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他从执政党的地位和特点，强调要“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气”，“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他指出，这几年党的生活中存在严重缺陷，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又有集中过多的问题，计划指标过高是造成这两种倾向的根源。他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并说，计划指标过高是中央的缺点，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他代表中央“许愿”说，今后对经济计划指标“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不过死”。

由此，邓小平提出了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加强监督的问题。他说：

“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

邓小平这次讲话，是“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央领导人讲党的问题特别是执政党建设问题，批评党在思想、工作作风上的错误比较集中、比较透彻的。特别是，他提出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监督的思想，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对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昨天下午听了小平同志关于党的问题的讲话，讲得很朴素，切实，公道，使人听了很舒畅。”

七千人大会于二月七日闭幕。这次会议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方法上，深刻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最终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对于党的民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在那次会上，大家都做了检讨嘛！总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但是，七千人大会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央领导人的一个共同认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问题，不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的问题，而是具体政策、具体措施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这给人们带来几分欣喜。但眼前的经济困境却还像寒冬一样困扰着人们。

七千人大会是一个统一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大会，也是一个充分揭露问题的大会。会上，省、地、县三级干部畅所欲言，对“大跃进”运动中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错误，对当时工农业生产的严重形势和困难，实事求是地作了反映和分析。这使得很多中央领导人觉察到，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比他们原来估计的更为严峻，需要对已确定的计划再进行调整。

二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和当前工作的具体安排。邓小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发现的许多问题，的确过去还不大清楚”，“真正的农业情况，粮食情况，我们这次开会才知道了一些，还有一些不知道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情况。”他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现在的粮食生产水平养活不了现在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和城市职工，必须下大力精简；上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定下的一九六一年征购粮食七百一十七亿斤的任务要退到六百八十二亿斤。分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忧虑地告诉大家：从一九六一年底到春节仅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已增发人民币十二亿元，今年的财政计划据不完全计算，约有三十亿元财政赤字。按照这种形势，中央制定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财政方针有实现不了的危险。

针对新发现的问题，会议重新讨论一九六二年的农业、工业生产和基建计划，并研究渡过目前严重困难的办法。刘少奇提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减人，要恢复延安时期的勤俭作风，缩减开支，特别是行政经费要多减一点。从中南海开始减，包括不吃茶叶，不抽纸烟，不喝酒，印刷、写信要利用纸的反面，铅笔、毛巾统统不再提供，下狠心搞个平衡。周恩来提出，在精简职工的同时要精简机构和减政，“拆庙子”，“搬菩萨”。李先念提出了减少财政赤字的一系列具体办法。陈云则从平衡市场供应的角度，强调要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

邓小平在发言中，对调整钢铁生产和钢材分配问题，提出了意见。他说：“一是保证鞍钢八大品种，其他几个区域少搞一点铁，把煤炭拿到鞍钢去，这一点应该肯定，不这样搞没有出路。二是‘打开仓库’，把四十到五十万吨积压的钢材坚决搞出来，不动基本建设投资，免得影响全局。”

二月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具体研究落实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意见，周恩来参加会议。会上，邓小平对印发七千人大会几个报告和传达大会精神做了布置，并重点谈了精简节约和增加人民生活日用品生产的问题。他指出：“工作抓什么？是不是就全力抓精简。经济发展计划原则已定了，具体调整由富春负责。”“要抓的是精简，包括节约措施，这是中心。”“最靠得住的还是把人减了，要坚决减，最好达到二千万。”他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人民生活日用品的生产，说如搞出二万吨的橡胶做鞋子，即可回笼十亿人民币，高级糖果一下就可回笼几十亿，换副食品供应农村。他还讲到，要放慢基本建设，积极控制和回笼货币，减轻通货膨胀，平衡二十亿财政赤字。他说：“抓这三方面，缓一年气。”

经过七千人大会，邓小平的思想认识，同上一年十月之后一段时间里，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积极主持制订七年规划、十年计划时有了变化。那时，他比较注重调整中和调整后的发展，现在他更加重视把调整搞得更充分一些。他在会上提出要先稳定再调整，先把“关”过了再上。他说：“总之是稳住这个乱，加以调整，然后在适当时期来个总调整。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三年准备，一九六五年总调整。甚至可以把十年规划放慢几年，这几年认真把技术搞过关了，然后再上就快了。”

然而，国民经济的困难还没有见底，新的问题还在继续暴露出来。几天后，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核实上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时，发现这几年的财政赤字实际上已累计高达二百多亿，而不是十天前邓小平所说需要平衡的二十个亿。

这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刘少奇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国民经济状况，研究和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措施，史称“西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杨尚昆等。刘少奇在会上提出要继续如实地揭露矛盾。他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露。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周恩来也提议，应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全面分析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系统地谈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大家对当前经济的严峻形势加深了认识，也对克服困难，加大经济调整的力度达成了共识。会议提出，今后十年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并不再搞十年计划。

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后来由于陈云生病，实际上是由周恩来主持工作。这样，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主持中央财经小组，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相互配合，具体领导了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西楼会议后，不仅在经济方面大力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还在政治、文化、宗教、统战和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整。邓小平在抓经济调整的同时，还侧重抓了党内民主监督工作和纠正“大跃进”以来几次运动中大批干部被错误批判和处分问题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为加强党的纪律，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此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在会上首先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党内监督工作。但“大跃进”运动以来，高指标、“共产风”助长干部队伍中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监委的工作显得很不适应。七千人大会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时，许多人都觉得，这几年各级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犯错误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没有“对立面”。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一致赞成。会后，他立即着手抓这项工作。

邓小平在他二月十二日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加强监委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党的监委必须加强，并提出了加强的办法。他说：“在党内搞些同中央委员平起平坐的监委，就做调查研究和提意见，这对工作有好处。中央可以把监委扩大，搞一二百人的监委会，有些中央委员也放在监委，中央委员会开会，监委列席。”“各级也都搞比较大的监委。”

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加强监察工作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对各级监委的扩大和组织结构、职能等，提出了方案。他提出：现在县监委委员每县五至七人，共一万多人，都是兼职，考虑搞一些专职的县监委委员，每县四个专职，就万把人。中央设想搞二百人，省级分大、中、小，可以每省二三十、三四十人。中央各部委也可以派监察小组，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中央监委的成员；省可以在所属机构设监察小组；地委可以在必要时派。各级监委基本上是专职，少量的是兼职。他就监委的职能说：“专门去查压制民主或分散主义的事。什么都可以管，就这个主意。”他还提出：“将来可以考虑由党代会产生中央监委委员，生活待遇按原有级别。政治待遇、看文件、开会，同中央委员一样。省、市、县都应如此。现在监委委员仍由党委会产生，受同级党委领导，服从上级监委指导。要多强调同上级监委关系的一面。撤销监委委员要经上级党委批准。”

邓小平还提出搞一个监察委员守则，以规范监察工作。他说，监察委员权这么大，随便讲话和随便斗争也不行，又是钦差大臣又不是钦差大臣。

按照邓小平上述意见，中央书记处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强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草稿）》，经征求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委的意见后，于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定指出：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全体党员的严格遵守，为了加强对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的监督，决定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从“大路进”运动以来开展的几次政治运动，由于出现严重的“左”的错误，伤害了相当大一批干部。七千人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对此反映很强烈。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曾要求各地对最近几年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这一工作，有些地区进展较快，特别是军队系统采取了比较简便的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收到较好的效果。但也有些地区进度较慢，致使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四月十七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提出，着重先解决机关、厂矿企业基层和农村县以下百分之九十的基层干部范围内的问题，可以参照军队的办法。他还指出：“对干部要从全部历史看，不能只看一段。看一段不好，还要看到以后，给人家改。”他希望通过这一工作把农村的气缓过来，先搞平反，然后通过选举解决各级领导班子问题。他说：“生产队、大队、公社都可采取选举方式，有领导地选，群众选哪个，哪个干。”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经中央批准后于四月二十七日下发。通知对干部甄别平反工作，做了非常彻底的规定。提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并提出了甄别平反的一系列具体方法。

邓小平对看准的工作总是抓紧不放。五月十一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当前要做的工作时，再次强调：“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他还说：“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这一工作迅速推开。到八月，全国共有六百多万名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甄别平反，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得以调动起来，为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入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楼会议后恢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精神对全国经济形势又作了深入摸查和具体分析后，提出《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这一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因毛泽东仍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围绕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在认真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周恩来、朱德、李富春、李先念等分别在会上发言。邓小平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简洁明确的发言。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党内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表现出来，有些人对经济严重困难的程度仍估计不足。会后有些部门和地方对调整经济的积极性仍然不高，还想在经济形势稍微好转后继续搞跃进。但这时，粮食调剂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使刚刚在秋收后缓了一口气的粮食问题又高度紧张起来。连年财政赤字累积和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工业生产内部比例严重失衡所造成的矛盾充分暴露，整个经济极为困难。会议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在城市里和工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调整恢复还需要大约三至五年的时间；要下大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否则无法恢复农业和稳定市场。

总的来说，人们对经济困难的形势和工作中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困难和问题的逐步暴露而不断提高的。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再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党内包括高层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一步一步更加符合实际。

邓小平也是这样。他身处第一线，对全面的经济形势是了解的。但是，他对几年来累积的财政困难，在问题没有充分暴露时并没有预料到。因此，在上一年秋收之后经济出现转机时，他积极主持制订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西楼会议提出今后十年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并不再搞十年计划，一贯尊重实际的他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甚至感觉到对困难和问题还认识得不够。五月十一日，他在发言中诚恳地说：“这次决定的东西，我看只能这样办。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认识得很不够，有一些问题还要研究，但是就已经认识的，下这样一个决心很必要。”

对当前的工作，邓小平从千头万绪中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在发言中指出：

“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比如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应，也影响生产的调整，各方面都受影响。加强生产队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农业生产。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所以，生产队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也搞不好，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现在先定方针，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刘少奇非常赞成邓小平的意见。他在会议结论中说：“总而言之，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当前是两项中心工作，一个是城市里调整经济，精简人；一个是抓农村中的生产队。”

这是一次对进一步落实经济调整有着关键意义的会议。会议提出“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的调整方针，并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确定了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即：工农业总产值从原计划的一千四百亿元降为一千三百亿元；生产资料总产值从五百五十亿元降为四百七十亿元，生活资料总产值从四百亿元上升为四百一十亿元，钢产量从七百五十万吨降为六百万吨。会议还研究提出了大幅度精简城市人口、关停并转部分工业企业等调整经济的有力措施。

会后，邓小平积极布置和指导各项调整工作，尤其花力气抓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兴办农村人民公社，旨在发展农业生产力。但是，折腾来折腾去，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发展起来，粮食倒还连年减产。这促使他开始深入思考从生产关系上调整农村政策的问题。

这次会议之前，三月二十九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从河南、山东、河北农村视察回来的陈正人汇报。陈正人介绍了三省农村的严重困难情况，特别讲到河南、山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盲目引黄、大修水渠以至占了三分之一的农田，且造成土地严重碱化，河南有八百多万亩土地绝产，群众意见很大，强烈要求平渠复耕。他还提到恢复农业生产是依靠集体还是依靠个人的问题。邓小平当即指示：“原则是哪种办法在哪些地方见效快就用哪种办法，不要拘泥于形式。”“现在主要靠这一手恢复耕地”，“可以个人搞，也可以集体搞，也有的集体和个人相结合，要迅速下决心抢时间恢复耕地”。“省委因地制宜决定，社队讨论，群众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采取灵活政策、非常办法。”他还提出：农具凡宜于个人用好管好的，都可以让农民私有。中型农具要考虑，篓筐、水桶应私有。“不要担心个人多了，集体少了，无非是百分之十几，这里出点富裕农民也不怕。”

邓小平这些话是针对河南、山东复耕问题讲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调整农村政策的新的思想认识。

七千人大会后，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但仍然没有像预期地那样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和农活质量差、农民出工不出力的问题。而且，由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相应地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干部，不少人不仅不参加生产劳动而获得工分，还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群众意见很大，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想到将生产单位进一步划小甚至包产到户的办法。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经过调查研究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组的建议。湖南、广西和青海等省区委也分别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安徽省则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就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搞了包产到户，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些现象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邓子恢到福建等地调查后回来向中央报告，提出在农业生产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陈云到上海地区调查，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些意见。中共中央准备在八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

七月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最近工作和八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在谈到农业如何恢复问题时提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要认真研究分田或包产到户的方法。他说：

“对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提出意见是好的，需要研究。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产八百亿斤，其中百分之四十的原因是由于肥料问题，因为集体生产，个人积肥的积极性没有了，猪少了，鸡少了。现在农业生产所有形式中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个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

他建议：八月中央工作会议总要回答这个问题，或修改“农业六十条”（草案），如内容包括不了，可以搞一个农业问题纪要，其中包括单干问题，要表明态度。

几天后，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更明确地提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生产关系的哪种形式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说：

“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他再次阐述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猫论”的观点。他说：

“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这个时候，党内探讨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和气氛异常活跃。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关于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主张，虽然在不久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否定；但是，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成果和有益尝试，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观点，特别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成为十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之一。

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定于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前于七月下旬召开，会议内容是讨论农村工作、粮食、商业和支援农业等问题。七月十一日，邓小平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围绕上述问题提出五十五个题目，请各级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在会上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大多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领导、指导经济调整中所遇到和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巩固集体经济，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快一些？”“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办法，是否可以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

然而，毛泽东在视察湖北、湖南、山东和河南等省后，感觉农业和农村工作形势很好，“情况大变”。由此，他对刘少奇等在一线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所持的态度很不满。七月二十日，他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尖锐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是赞成搞资本主义。

八月六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提出，世界观和思想意识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一千年。

历史的复杂性就是这样，某种特殊的因素，有时可能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大的反复。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和邓子恢作了发言，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说法，都表示认同。刘少奇在发言中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间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直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都管用。”

会上，毛泽东提议以后要多开中央全会，并当即决定移师北京马上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八届十中全会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正式会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只开了四天。这次会议是在党内阶级斗争气氛日益浓厚的情况下召开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这就使得党的指导思想日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这次会议，还使七千人大会力倡在党内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努力被抵消，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日益严重，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进一步遭到破坏。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吸取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后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而使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的教训，决定会后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只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向下传达，也不开展全党讨论。毛泽东还提醒大家：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这样，会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虽然政治上“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但在经济上调整工作仍得以基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历史究竟是在曲折中前进。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三年经济困境。到一九六二年底，“农村形势有很大好转，工业生产已经稳定，市场供应情况正在改善。无论是工业、农业、商业、财政、劳动、文教等各方面的计划，都完成得比较好。全国经济情况一天一天好起来。”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