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1904—1974）》：第三十五章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编者按：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 周年之际出版发行。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的又一部大型领袖人物传记，它全面记述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又复出工作的这70 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他在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历程中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同时，传记还展示了传主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深入思考与实践轨迹，以及他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崇高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境界和品格风范。

第三十五章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自一九五六年筹备召开党的八大开始，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九五八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使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全面的调整。到一九六二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向好转。中共领导人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一边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边提出新的发展目标，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决策和部署三线建设、试办工业托拉斯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

处在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仍然是非常积极、务实的。

邓小平关于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服务于农业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制订新的发展计划。

一九六二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到经济建设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就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主导，还是要拿农业作基础，工业要服务于农业，整个国内的市场在农村，在农民方面。否则，工业没有出路。”他还说：“我们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来重新考虑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综合计划问题”，并说：“会议以后，我们要来认真搞计划。一个是明年的，近期的（例如两三年的），还有长远的（例如五年计划，十年计划）。”

十中全会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把编制一九六三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十月三日，李富春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并报毛泽东，说他拟了一个由各部门对明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第一轮汇报的日程，并建议“请总理或小平同志先召集各部、委党组书记，结合此次全会精神，将编制明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谈一下”。

第二天，邓小平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对李富春提出的编制一九六三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进行讨论。他提出这次编制计划，“方针是为农业服务”，“以粮、棉、烟、油料等四个指标为基础”，重工业、轻工业都要为农业服务。

这时，国际环境和周边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因此，邓小平在强调为农业服务的方针后，又提出加强国防的问题。谈到投资时，他说：“按需要，一是农业，一是国防。”“一个农业，一个国防，这两方面定了，其他根据它们平衡。如果平衡不下来，就降低标准。”

此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于一九六三年初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强调“农业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任务”，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

在酝酿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还考虑制订一个工业方面的文件。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提议搞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他考虑，农业、商业都已经制定相关的文件，其中农业文件从“十二条”、“六十条”到“六十条修正草案”搞了多次，而工业只有一个“七十条”，并且一直没有修订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底，薄一波等南下广州进行调查研究，在那里起草了《国家经委关于工业工作问题的意见》。其中提出：“应当先把那些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作为我国工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先一步建立起来”，还建议“再用两三年的时间，继续认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把工业工作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邓小平同意这一意见，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工业问题决定，可先改一下发出去。”

但是，这个《意见》在中央领导层传阅以后，并没有发出。周恩来后来说“大家看了，觉得不太成熟”，还说：“最近这几个月忙国际方面的问题，又搁了一下。”

一九六三年七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起草工业问题决定，并打算组织一个专门的文件起草委员会。八月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由邓小平任主任，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等参加，组成中央关于工业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由陈伯达根据起草委员会意见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会议头一天，邓小平就文件的起草问题作了长篇讲话。

他强调对工业基础要有清醒的估计，说：“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要“从现实出发”。

他不是就工业谈工业，而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着眼，继续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和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他说：“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一九七○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他分析说：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了农业问题，工业发展得很快。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压力很大。”

关于中国工业本身发展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列举了技术人才不足、技术种类不全、管理水平不高等情况后，着重指出了基础工业落后这一点。他说：“首先是基础工业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钢铁两头采矿和轧钢，都差得很多。有色金属工业很薄弱。机械工业的力量也很差。石油产量只有几百万吨，燃料就靠煤，而煤要上去得多投资、花时间。”他指出：“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现在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很差，而尖端工业发展很快的。”

关于工业发展的目标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四十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怎么解释？就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而不是赶过所有国家。说赶过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他这样讲，意在提醒大家吸取“大跃进”运动高指标、浮夸风的教训。

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和加强国防的急需，邓小平在讲话中集中提出了第一农业、第二基础工业、第三国防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他说：

“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要想办法多搞点轻工业，增加积累，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作物。今后几年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常规武器的问题仍然需要注意解决。这就是我们的纲。”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八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向毛泽东汇报了他的意见。八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谈到正在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文件时，高兴地说：“主席赞成把吃穿用摆在第一，然后基础工业，国防”。“这就是说，我们讨论的东西，和主席的想法一致了。这样，文件就比较好搞了。”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稿非常重视，作了多次修改。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一些重要的思想内容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中提出：“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提出：“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这些，为周恩来后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及发展步骤作了准备。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确定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继续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样，就把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起始时间，从一九六三年推迟到一九六六年。

邓小平并未因继续进行经济调整而放松领导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在一些会议上就第三个五年计划编制问题，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规划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对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基本需要的思路，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正在搞的七年规划（即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两年调整时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规划）的目标和方针时说：“这个目标，一个是要体现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同时也要符合我们国民经济的要求，要着眼于搞吃穿用。我们这个国家，吃穿用搞好了，脚根就站稳了，基础就稳固了，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关于解决吃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五亿亩农田的基本建设设想。他说：“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农田基本建设，解决我们的吃的问题。”“现在我们大约有十六亿亩耕地，有二亿亩比较好的，基本上可以水旱保收，但是不配套。现在提搞五亿亩，包括原来的二亿亩。这个五亿亩是配套成龙的。”“包括水利，该排的排，该灌的灌，大中小水利配套；包括平整土地，包括该使用机械的使用机械，该搞科学研究机构的搞科学研究机构；种子站也在这里面，都属于农田基本建设。”他估算，五亿亩水旱保收田建成后，全国粮食产量可达四千八百亿斤，“到一九七○年，我们八亿人口，每个人六百斤，粮食就过关了。”

关于解决穿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穿，若干年内主要还是靠棉花。有一亿亩的经济作物，其中大部分种棉花，棉花也是搞稳产高产田”，另外在化工方面搞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要搞一个二十万吨的计划，十万吨人造纤维，十万吨合成纤维”。“一九七○年大体上一个人二十尺布是有保证的。”

在农业、国防和基础工业的关系上，他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兼顾国防，基础工业要按照农业和国防这两个“纲”来平衡。他说：

“我们在吃穿用方面，一个是五亿亩，一个是七百万吨化肥，一个是二十万吨纤维，加上国防。国防是以常规为主。”“这样就体现了以农业为基础，也符合我们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兼顾国防。”“就拿这么几个指标，来作纲，来平衡，来搞基础工业”。“现在，至少我们脑子里，这是一个好的计划方法”。

邓小平关于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重点制定长远规划的思路，在中央领导层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在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一阶段，大家对此并无不同意见。即使在后来，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家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改变了这一思路；但其中以农业为基础和重视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基本思想理念并没有改变，这些思想理念对实际工作还在产生重要影响。

四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李富春向会议提交的国家计委党组汇报提纲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李富春在口头汇报中对计划提出的各方面指标作了说明。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由于这个计划突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持把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放在首位，后来被人们称为“吃穿用计划”。

五月十日、十一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等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成员，向毛泽东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由李富春主讲，其他人作补充。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边听边议。让大家感到突然的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了新的战略考虑。

在李富春汇报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只能搞那么多时，毛泽东不满地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追问：“张家口——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有军事上需要，经济上有没有价值？”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从战备后方建设需要出发考虑工业布局问题和交通建设问题。

在李富春谈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毛泽东讲的基础工业是同国防后方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后方建设提到“屁股”的位置，是对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方针的大的调整。中国面临的日趋紧张的国际环境，促使毛泽东对经济发展战略布局问题作了新的思考。薄一波后来谈到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说：

“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以前，一九六二年，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八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毛泽东对国家安全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九六三年九月，他在审阅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这样的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写道：“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上，“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报告中列举了这样一些问题：工业过于集中在大城市，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到破坏；很多大型水库位于主要交通线或重要城市附近，不少中、小型水库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置，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报告建议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来自军队方面的这份报告，使毛泽东更加感到适应战备需要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紧迫性。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程之一就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新的指导方针，重新讨论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瑞卿等开会。他在讲话中强调“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还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提出的三线是这样划分的：一线主要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三线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的四川、贵州、青海、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及山西、河南、云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地区。其中西南和西北的省区又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则称为小三线。

二十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都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三线布局和加强基础工业的意见。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三五’计划时，提出要真正实现农轻重的次序，解决吃穿用，解决‘两个拳头’的问题，基础工业要按照这‘两个拳头’来平衡。但是，在主席那里汇报，他又另外提出‘一个屁股’问题。我们多少年来总是讲，基础工业搞不好，什么也搞不好，农业也上不去，国防也上不去。所谓基础工业，包括交通。”“前一个时期我们注意了这个‘屁股’问题，但是没有提得像现在这样明确。‘屁股’坐不稳，‘两个拳头’不稳当，就是这个道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完整方针”。

六月十七日，办事向来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如何加强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谈了具体意见。他说：“这里面有一个照顾后方三线的问题”，“有些现在就开始着手，攀枝花不着手就不行。”又提出：“还有一个基础工业的问题”，“要从农业、国防、文教调整几十亿出来，搞基础工业。”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从投资上保证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措施。在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成为首要的任务后，国家投资的分配必须有所倾斜，即挤占一部分农业、一般国防和文教资金，最大限度地支持基础工业和三线建设。

这次会议确定的新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突出地体现了一种战略思维。虽然其中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严重了些，对三线建设的要求也有些过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家安全保障和长远发展需要的，对于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基础工业，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和三线建设作为战略重点的确立，标志着国家经济建设开始转变到以国防后方和基础工业为重点的轨道上来。

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还用相当一部分精力抓了试办托拉斯的工作。

试办托拉斯是针对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而提出来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央权力下放过多，到六十年代初，一些行业的企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分属中央和地方各级不同部门领导，重复建设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一九六○年初在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曾议论过试办托拉斯。当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天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最近我们在北京讨论了托拉斯的问题，就是为了使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一些，也是为了综合利用。所谓搞托拉斯，就是以一个行业为主，兼管其他行业。比如淮南，有煤有铁，还有化工，搞一个托拉斯，或者归煤炭部管，或者归冶金部管，都可以。又比如石景山钢铁厂，京西煤矿就在它的门口，还有迁安铁矿、龙烟煤矿，这几个点可以建几个钢铁基地、几个化工基地，搞一个托拉斯来管。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北京传达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讲到试办托拉斯时还曾说到：毛主席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机器设备利用得比较合理，搞得也比较快。组织托拉斯，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也是上层建筑的改革。

不过，虽然组建托拉斯的问题在一九六○年甚至更早就提出来了，但直到一九六三年中央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才真正将试办托拉斯提上议事日程。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关于工业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今后建设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建必要的大企业。搞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也提高得快。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九月十四日，他又在工业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托拉斯的办法，每个城市都可以做。城市的综合利用，现在就要开始试点，至少全国可以搞一个城市试点。”毛泽东、刘少奇对试办托拉斯非常重视。这年十月，刘少奇在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时提出：“资本主义管理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

在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倡导、支持下，一九六四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对试办托拉斯进行了酝酿。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李雪峰等汇报会议情况时，对试办托拉斯谈了看法。他说：

“这个东西一定要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每一个联合公司一定要搞科学研究，资本家就是这样的。日本就是科研同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一九五○年搞半导体才七个人，现在是世界第一。专业公司要搞专业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同生产结合是最快的方法。几年总会研究成功的。资本家怎么竞争呢？就靠这一手。”

从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起，国家经委会同工业、交通各部门开始研究试办托拉斯的具体方案。六月，国家经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

试办托拉斯，东北一些地方走在全国的前面，取得了一些经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研究解决在试办托拉斯过程中如何搞好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实行专业化协作的问题，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邓小平率李富春、薄一波等到东北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

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等抵达沈阳，先后考察了一些工厂，还参观了辽宁工业展览馆。二十六日下午，在沈阳机床厂考察时，邓小平谈话比较多。

当时，东北的机械工业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辽宁的机械工业占东北的三分之二左右，而辽宁的机械工业又集中在沈阳。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沈阳的机械工业搞好了，全国就有希望了。”

邓小平提出机械工业在试办托拉斯的过程中，要实行专业化协作。他说：“机械工业要实行专业化生产，可以把分散在各分厂的通用设备适当集中，搞专业化生产，把整个机械工业的铸造厂、锻造厂适当集中，搞专业化生产。”“这样做可以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没有专业化，就不可能发展先进技术。”“把机械工业改组好，还能把其他行业带动起来。”

他就机械工业企业改组、调整和技术改造问题指出：“目前通用机械品种太单调，精密的太少，是机械工业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做好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和调整。”

他特别强调，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调整，要统筹考虑，要打破行政界限。他说：“工厂的设备更新要用新的精密设备，沈阳机床厂的改造要由国家经委、计委组织进行，打破中央、省、市的界限，技术力量和设备的调整，要统盘考虑，一项一项地安排。”联系“大跃进”运动中工业盲目扩大规模的教训，他指出：“增加品种，提高质量，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不要又加人又建新厂。”

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一行乘火车抵达大连。七月二日，在考察大连造船厂时，邓小平再次讲到专业化协作问题。他说：“要注意组织专业化协作，不要搞‘万能厂’，不要事事都自己干。”

三日下午，邓小平一行抵达鞍钢。当时，鞍钢正在按“工业七十条”的精神进行企业整顿，下大力气抓管理、抓技术、抓质量、抓经济核算等。对此，邓小平强调说：“鞍钢贯彻‘工业七十条’要和贯彻‘鞍钢宪法’结合起来，企业无论如何要有个制度，有个规矩，有个约束的东西。”

七月五日下午，邓小平一行抵达长春。十日，考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邓小平曾来这里考察过。五年过去了，他首先询问这几年厂里的变化。谈话中，他又一次谈到搞专业化协作问题。当时，人们普遍重视企业的规模，而对企业专业化协作和技术进步则重视不够。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说：“我们的汽车工业还很年轻，汽车厂现在是小改组，将来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厂，成为老头子，再来改组就难了。”“要打破大厂的坛坛罐罐，我们有些搞工业的人总以为厂子越大越光荣，工业越多越光荣。一比就知道落后了。”

关于企业技术改造和进步问题，他说：“改造的内容应包括生产、科学实验和设计等方面的问题”。“主导思想应当是搞技术革命。宁可减少产量，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完成技术革命”。“要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经验。”

十一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他了解到吉林省轻工业系统试办食品、造纸、皮革三个托拉斯事实上增加了不少管理人员时，批评说：“我们搞个东西，就要搞个衙门。衙门就有几层，又是公司，有多少经理、多少书记，多少副经理、副书记，多少科室，科室还有大科员、小科员。托拉斯本身是搞经济的，不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我们现在搞的，有些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而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

在讨论汽车托拉斯在试办的过程中把相关厂子收归己有的做法时，邓小平说：“托拉斯是合同订货关系，不能把别的厂子并到你那里去，那叫什么托拉斯？”“有好几万人，成本核算更困难了，经济核算更不合理。所有世界上的托拉斯，都不是这种形式”。“这不叫托拉斯，比万能还万能，叫‘百万能’”。

七月十一日傍晚，邓小平一行抵达哈尔滨。

十四日下午，考察一○一厂时，邓小平在谈话中对专业化协作问题，又系统地谈了意见。

他提出，工厂规模化小，搞专业化比较合算。他说：“如果不是一个厂，而是分几个厂，管理人员就可以直接参加生产，搞专业化，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我们许多厂都是大厂，要那样大干什么？厂子小了可以打正规战、游击战，也可以打丛林战。”

他指出，学苏联经验办大厂已经落后了。他说：“苏联办工厂是学美国二十年代的，美国在改进，苏联则改不动。我们就从苏联搬来美国二十年代的东西。一是技术缺乏，二是思想没解放，厂子那样大非常不灵活，如何降低成本呢？”他提出改进的方法说，“现在的大厂，要在自己内部进行改革，一个厂可以变成几个。可以拿出几个车间变成几个厂，单独设厂，单独核算。”

他还特别提出，企业要建立专门的技术研究机构。他说：“研究机构也要分开，人不要太多，日本的半导体研究室只有八个人，现在日本的半导体产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七月十五日、十六日，邓小平一行抵达大庆油田考察。在参观油区和炼油厂时，他鼓励大庆要进行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

邓小平了解到大庆油田职工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很高兴。但看到职工的住房很紧张时，则关切地说：“总是苦战、苦战，这样不行”。“住房问题，有条件解决还要解决一些”。

七月十九日，邓小平一行到伊春林区考察。几天后，他们乘火车经河北承德，于七月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到一九六五年年中，经过一年多的试办，国家经委在工业、交通和其他一些部门试办的十二个托拉斯试点企业（全国性的九个，地区性的三个），以及部分省市试办的一些由地方管理的托拉斯企业，大都按照专业化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全国和跨地区的托拉斯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全国和跨地区托拉斯上收地方企业难，调整地方企业更难；二是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同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使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各个环节上都存在许多摩擦；三是托拉斯的管理模式同现行工业管理制度的矛盾，使物资分配渠道不畅，定价权也比较分散。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五月十日到六月七日，国家经委党组召开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各个托拉斯和中央有关工交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及一些省市党委和经委负责人参加。会议期间，六月一日，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专门听取薄一波关于托拉斯试点工作汇报，并在谈话中对这项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关于托拉斯的性质及试办托拉斯的目的。他说：“我们要办的是社会主义的托拉斯。列宁搞过托拉斯，后来取消了。资本主义搞托拉斯是为了垄断，竞争，利润，我们为了什么？同他们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们也要利润，也要创造财富，但不是主要的，而是为了更加巩固全民所有制，发扬社会主义优越性。全世界都在讲托拉斯，我们要同他们有区别。”他还说：“组织托拉斯，假如不是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那就不好了。”

关于托拉斯的布局问题。他说：“托拉斯要发挥优越性，非考虑合理布局不可。”“有了托拉斯才便于合理布局。只要我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搞，有的三、四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一、二十年，可以做到合理布局。”他还强调要搞好综合利用，并举例说：“比如盐，一定要考虑矿盐、湖盐及其综合利用。”

他提出托拉斯的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要明确职权，各司其职，搞好内部的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他说：“分公司的计划、价格、原材料分配、产品收购等，由总公司统一。给分公司一定的权力，把分公司的职权搞清楚。”又说：“托拉斯的管理是统一加分级，厂本身总是一级”。“总之有个原则，厂一级要给它一些权力。”“厂一级要搞核算，要计算成本。”

他还强调，组建托拉斯时，要正确处理总公司与地方的关系，有些行业总公司可以设在地方。他说：“总公司无非是管计划、生产、技术、财务、产品销售、原料供应和价格。协作、财政分成，有些仍然可以归地方，免得打乱地方的财政计划。”“纺织机械总公司可以考虑设在上海，归中央纺织工业部管，给市委一定的权力。其他总公司也不一定都设在北京，应当设在主要的生产基地。”

他指出，在处理托拉斯分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应当因地制宜。他说：有的分公司可以单一领导，有的可以双重领导。”“有些地方，不能成立分公司，可以成立总厂，把小厂管起来。”“分公司与地方的权力要规定得恰当。”

他肯定托拉斯企业的生产必须统筹安排，不能丢掉地方需要的小产品生产的意见。说：“不要丢掉小产品，不要打乱协作关系。收的厂也要担负原来的协作任务。这一条很重要，要特别注意。”

他既强调托拉斯的专业化协作，又指出要加强与地方的协作。他说：“托拉斯不要搞成全能的，与地方要有协作”。“托拉斯要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进行合理调整。但开始时不要打乱协作关系，先扎住阵脚，找好代替的再逐步改进。”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提出的意见，写进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中。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对托拉斯试点工作作了比较大的调整，决定原先准备马上成立的一些全国性的托拉斯暂时缓办，先成立一些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托拉斯企业，再逐步展开。

试办托拉斯，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尽管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但积累的经验，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思想认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美军借机悍然派出第七舰队航空兵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燃到中国南部边境。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要求迅速把三线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八月十七日，罗瑞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的指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工厂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利于备战，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八月中旬，毛泽东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样慢”？批评国家计委计划工作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快一点把三线建设搞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

八月二十日，李富春派人向陈伯达转报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的年度计划会议的情况。陈伯达知道毛泽东近来对三线建设进度不满，便对来人火上加油地批评和指责计委的工作，并将他批评指责李富春的信抄报毛泽东。二十七日，毛泽东将陈伯达的信批给邓小平。批示中提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要搞一个经济工作的“总司令部”，并说：“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

毛泽东批评计划工作，给李富春造成很大压力。九月十八日下午，李富春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提出要彻底改变计划工作的方法。

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九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戴河举行。十月十三日下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革命化和一九六五年计划安排的报告。他在讲话中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计划安排，并重点谈了计委的工作职能，说：国家计委搞什么？一是“参谋，就是中央的参谋，两位主席（即毛泽东和刘少奇）抓计划工作的参谋”。二是“综合，就是综合平衡的作用。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平衡破坏了，还要平衡，这不是教条主义”。再就是“调节和仲裁”。他还谈到，即使中央再搞一个经济工作的“总司令部”，也“总得有一个办事机构”，“综合平衡和仲裁作用，还是放到国家计委和各级计委好”。

为了使国家计委的工作摆脱被动局面，邓小平建议李富春考虑一下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将写好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送邓小平审阅。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周恩来一起参加讨论。会上，李富春介绍了编制长期计划需要进行研究的十七个专题，并说：“我们准备在明年一、二月份，先搞一些反映专题研究的长期计划简报，向中央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同志下些‘毛毛雨’，目的是简要地说明问题，提出问题，暴露矛盾，使中央同志了解情况，而且也便于我们进一步做工作。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准备用三、四两个月进一步做工作，以计委为主，制定计划安排，做综合平衡工作，拟定计划纲要。五、六月份提交中央讨论。”

李富春汇报后，邓小平讲话，肯定了李富春的想法。他说：“过去特别是两位主席不明情况，现在要下‘毛毛雨’，要得到他们的意见，要搞得更好一些，搞得更快一些。”对于李富春提出的反映十七个研究专题的简报，他说：“一个问题搞一批人搞，我们听一次汇报，讨论一下。也许有的要讨论两次”。“按照这个题目讨论和修改，然后再出简报”。

会后，李富春把《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报送毛泽东，并附了一封短信。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李富春的信上批示：“此件已阅，写得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有皮毛的东西来。”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仍然不满。这时，他已经在考虑另立机构的问题了。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调余秋里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随后，由余秋里牵头，成立了一个专门编制计划的新班子。这个新班子后来实际上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加上陈伯达组成，通常称为“小计委”。“小计委”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专门负责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有关战略问题。毛泽东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成立“小计委”，并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意味着邓小平不再直接主持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反修防修”成为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出发，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此，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一样，开始并没有思想准备。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后，他们表示赞同，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究竟应当怎样搞，大家的想法并不完全一样。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性，向会议推荐湖南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农村开展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会议讨论通过由《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这个《决定》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专门文件，后来被简称“前十条”。五月十一日晚，在讨论运动的团结问题时，周恩来转达了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建议，即在《决定》中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成。

事与愿违，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一些地方发生了过火斗争、乱抓人打人的现象。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起草有关农村工作若干政策的补充文件。会议期间，在邓小平、谭震林主持下，由田家英组织一个班子，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会议纪要，简称“后十条”。

由于这时全党“左”倾指导思想继续发展，“后十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较“前十条”更加陷入错误；但是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定了一些具体政策，包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对一些极端过火行为要加以约束，等等。其中还提出，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要有利于生产。该件经毛泽东同意于十一月下旬下发。

在主持起草“后十条”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运动要谨慎，该宽的宽，该严的严，要减小打击面。他说：

“可否这样设想，因为从‘三反’运动起十年没搞了，问题很多，如不警惕，打击面可能就大了。还有这几年党内斗争也很复杂，还有三年灾荒困难，所以要趋向谨慎。”“不管多少钱，都要退赔，但要区别浪费和贪污”，“农村还是以百分比那个杠杠为主”。“只要政治上宽点，退赔方面、揭露方面搞严一点（也要实事求是），毛病就不会大。”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开展起来后，邓小平密切关注运动的进展情况。尽管他充分肯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必要性，认为运动有利于“反修防修”，克服极少数干部中出现的搞特殊化、贪污盗窃和腐化堕落的现象，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看得很严重。所以，他在一九六四年初，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搞得快一点，早一点验收。

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听取薄一波、李雪峰等汇报全国工业交通会议的情况时说：“‘五反’要大体上有个规划，不要太拖，不要附加，整改也不是一个运动可以解决的，有一些要到运动以后去搞，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一些省市负责人汇报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情况，对国内政治状况和基层干部队伍的状况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少要搞四年，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的同盟者手里。

邓小平没有表示同意对国内政治状况和党的干部队伍状况的这种估计。但考虑到随着运动的深入，可能发现的问题会更多，他认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几年，要搞彻底的安排。六月十七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就是主席谈话当中说的，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搞四、五年，不要马马虎虎，搞彻底，不要走过场”。但是，他仍然强调，在具体工作中要持慎重态度、防止偏差。谈到“划阶级”问题时，他说：“城市街道里面，学校里面，机关里面，工厂里面，看怎么划法。要摸一摸。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是知识不够。”他还强调搞法上要“坐稳”，要避免扩大打击面。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升温。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刘少奇在广州主持对“后十条”作了较大的修改，加写了许多内容，对形势和基层政权的状况作出更为严重的估计。其中，还提出把基层干部撇开，改由工作组领导整个运动。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进一步建议采取将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这一意见，并批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会上，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大家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些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性发言。他对刘少奇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在原则上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认为，不要把工作完全寄托在上边派下去的工作队身上，而把县委撇开，甚至把大多数基层干部放在运动的对立面上。他说：“至于方法，怎样具体部署，可以允许有所不同”。“方法可以灵活一些，各省可以自己部署”。“少奇同志的办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敌情容易了解，经验容易取得，这就抓住了要害，但需要补充一下，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带队就不犯错误。有集中，也有分散，还有的地方已经搞了一半，工作队撤不下来，县委力量强的，也可以搞一点”。“对敌情怎样估计？三分之一是大体估计，严重的总是少数。”“人总是有好有坏的，总是好的多。”

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十二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的主要矛盾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这时，刘少奇对形势和基层政权情况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他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邓小平是赞成刘少奇的看法的，并且在发言中提出要缩小“打击面”。他说：“这个运动打击面究竟多大？恐怕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从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那些‘四不清’的人，在斗争当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只打击那个百分之几，这样恐怕比较有利。”他提出，那些“四不清”干部退赔后，可以不戴帽子，但不能当干部。他说：“针对这种人，一方面要打击他的‘四不清’，另一方面也算是争取对象，争取他改正错误。”他还反复说：“在运动里面，斗争要坚决，斗争能教育人，但最后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明显不同意刘少奇、邓小平的看法。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当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请大家一起吃饭。席间，他批评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之后，他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对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十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时曾说：“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都是偏右的。”“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有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而改变自己的看法，仍然强调运动要缩小打击面。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在参加完毛泽东生日聚餐后，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一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东北局负责人介绍情况说：“农村戴帽子的是户数的百分之八，人数的百分之十”。邓小平有意把比例往下压，插话说还是“六、七、八”，意指戴帽子的户数可缩小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七，最多百分之八。

由于没有把情况和运动的性质看得过分严重，他改变了原来对运动要搞好几年的认同，而提出要早点结束运动。他在讨论中说：“工厂要研究一个搞得快的办法。农村是一个县搞一年。一个大队搞半年。工厂半年不行，但要有个比较快的经验。例如一年，或者比一年少一些。一个沈阳市大大小小几千个企业，究竟搞到哪一年呀？”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和刘少奇、彭真参加西北组讨论，在有人谈到戴帽子的户数占到百分之十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约束一下。打击面到了百分之十不一定有利。”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邓小平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一起参加华北组讨论时，更加明确地讲道：“不能扩大打击面，不能搞多了。包括一些地富反坏，始终要保持总户数的百分之六、七、八，这是最大限度了”，“不能只想捉人，还要想鼓励改造”，“大部分人还要给他改造的机会。”

邓小平还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要求运动搞快一点。

一月三日晚，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说道：“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问题是‘彻底’二字。能不能要求那么‘彻底’？恐怕不能那么‘彻底’”。“‘彻底’不能要求过分，过分强调‘彻底’反而不彻底”。“过去，从来没有搞五六年、六七年的运动。”

邓小平在插话中，还对毛泽东提出的要斗争的“当权派”作了区分。他说：“主要是把当权派里混进来的四类分子，干部中少数严重的、个别的，有的关，有的戴帽，有的退赔。但大多数应该争取过来，他们搞了一些坏事，但同群众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多数还是有用处的，长期来看还是给群众办了好事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最后一天工作会议，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原为十七条修改为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运动中一些“左”的政策偏差作了相当程度的纠正，要求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这对于调动农村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稳定农村政治形势，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小计委”，进而又批评“两个‘独立王国’”，使邓小平无法再直接主持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但一向顾全大局的他任劳任怨，仍继续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抓经济建设上。他对周恩来领导的“小计委”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积极提出建议，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同时以很大的精力抓三线建设。

五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议“小计委”早点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搞出来。他说：“现在的问题，恐怕还是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早点搞。”“有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有年度的进度，就好议了。”“实际上，三线一提出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已经有了，就是一个轻重缓急排队的问题了，就是哪个先上，哪个后上，哪个多一些，哪个少一些的问题了。”他还提出抓三线建设骨干行业的设想。他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搞过去搞过来，无非还是一个冶金（有色、黑色），一个电，一个煤，一个机械，一个交通，还是这几个骨干。”他提议：“所有这几个方面，都要赶快拿出几个方案。”

在三线建设的带动下，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各地、各部门都想上项目，特别是想上工业项目。因此，争投资、争项目、急于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现象重新抬头。邓小平特别关注建设中的投资安排问题。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余秋里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邓小平在会上的插话和发言中，要求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并说：“要好好研究一下，整个的分析一下，要同各地商量以后，才能提个成熟的东西出来。”他要求控制投资规模的意见与周恩来是一致的。周恩来在领导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上非常尊重邓小平的意见。此前，他曾提出要控制一九六五年的投资规模，留有余地，并交待说：“控制权，我在家就经过我送书记处批，我不在家直接找小平同志批。”

三线建设开始以后，到一九六五年后期，国家在西南、西北三线地区部署了一大批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同时有数百个工厂从东南沿海和东北一线地区搬迁到西南和西北三线地区。为了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的任务，十一月二日到十二月七日，邓小平同李富春、薄一波一起，率领各部门的负责人数十人，到地处西南三线地区的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考察工作，历时一个多月时间。

十一月一日中午，邓小平一行抵达成都。二日，他召开会议，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关于后方核工业基地选址情况的汇报。

邓小平是中国发展核工业的决策者之一，也是参与组织实施者。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他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一九五八年五月，他代表中央批准了核工业建设的首批项目，包括铀矿山、铀水冶厂、核燃料元件厂、铀浓缩厂、反应堆及后处理化工厂等骨干企业的选址方案。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他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有关部门从技术和领导力量调配、专用设备制造能力配置、医疗卫生设施保障和物资运输等方面，支援核工业建设。这一年，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争取一九六四年至迟一九六五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四月二日，他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单位部分科技骨干和专业会议代表时，鼓励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核航弹。

邓小平这次在成都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有关后方核工业基地选址情况的汇报，事关核工业在三线地区新的科研、生产基地的建设。当时，对新铀浓缩厂的厂址定点有不同意见，厂方认为原定地址布局分散、水源温度不宜，并新选了一个地址。邓小平在汇报结束后，立即带领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及第二机械工业部选厂组和建设单位负责人，到新址踏勘地形，察看环境情况。他认为新址好，背靠大山，地形隐蔽，面临大河，水源温度适宜，能满足工艺要求，且场地平坦有利于厂房合理布置，便拍板决定改在新址建厂。

随后几天，邓小平在四川考察了七八四厂、七一五厂、重机厂、官村坝隧道、威远气田和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等重点厂矿和工程。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一行抵达重庆。在重庆，先后考察了二九六厂、二五六厂、四五六厂、重庆江北区第三钢铁厂以及重庆钢铁厂的天然气炼钢车间和中板厂车间。这期间，他还几次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三线建设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他在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汇报时指出：机械工业品种不多，新的、精密的、先进的品种更不够。机械工业要搞快一点，特别是精密机床，不然被动得很。

十一月二十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前往遵义，开始在贵州考察。

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一行抵达贵阳。当天下午，在听取第七机械工业部黔北基地建设情况汇报时，他指出，要加强能源建设规划和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计划。他说：“没有电网是不行的。贵州有煤，火电缺。贵州要很好地规划，要综合利用，各行各业在这里搞多少工厂，要些什么，要多少，怎么解决法，都要有个规划。”关于物资供应，他说：“物资供应，粮食供应，生活品供应都要跟上去，要全面规划。”还说：物资供应工作，要“为建设服务”。“物资供应只能分地区，不能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建设的地区，西南、西北两个大三线，一定要这样。”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前往六枝煤矿考察。在听取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汇报矿区生产建设情况时，他又谈到要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重视和发展能源和原材料。

十一月三十日邓小平抵达西昌，第二天抵达攀枝花。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地址，是毛泽东拍板决定的。在考察基地时，邓小平仔细听取工程负责人关于钢铁、煤炭、电力、水泥、铁矿、石灰石矿及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厂址和建设安排的情况汇报，表示赞成攀钢建设方案。并指出：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何时供应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定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还说：煤钢联盟，中心还在煤。

十二月三日，邓小平一行乘飞机抵达昆明。随后几天，他们考察了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听取了云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十二月七日上午，邓小平在昆明主持召开会议，对西南地区三线建设作进一步的部署。他就三线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了意见，又一次强调要保证能源和原材料及交通。他说：“‘煤钢联盟’，煤钢托拉斯，电也是从煤出来的”。“重要的是铁，有了铁就好炼钢。”“主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产钢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万吨，始终挂念着两条路，一是修贵昆铁路，一是修成昆铁路。三线的交通总要四通八达。”“煤、钢、铁路、设备制造等部门要很好地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他还说：“一九七○年西南、西北要形成五百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加上地处二线的武钢等生产的五百万吨，二、三线共为一千万吨，有了这个基础就能应付战争爆发的需要”。

对西南地区三线实地的考察，使邓小平对三线建设的战略目标考虑得更全面了。他设想搞好“战和结合”，把大小三线建设对战备的意义和对经济建设的意义都发挥出来，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提战备，不是当作一般工作来做，而是提到战略指导思想上全力以赴来搞。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意义很大，建设意义也很大。”二月二十六日，他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就全国的战略布局说，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以建设大小三线为纲。各省把自己的小三线搞起来，也很重要。”“小三线，比如，赣西、湘西、闽西、皖西，等等，这些地方搞起来，会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到处都有点底子了，空白点少了，发展就会更快。”

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三线建设达到了推动地方工业发展的目的。在较短的时期内，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迅速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从而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全国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布局，减少了工业空白点，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西南三线的建设情况心中有数了，西北三线的建设情况怎样呢？邓小平决定再去西北三线地区看看。

三月九日，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带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冶金部部长吕东等中央二十多个有关部委的负责人，赴大西北考察。他们的第一站是西安。他们在西安听取了西北局负责人关于工农业生产的汇报。随后考察了三机部的六院第八、第十、第三十研究所、庆安机械厂、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等航空工业和兵器工业重点项目。

三月十六日，邓小平一行抵达兰州。他们在甘肃先后考察了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刘家峡水电站工地等，还召集西北甘、宁、青、新四省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了工作汇报。

三月十七日，在听取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有关负责人汇报时，他提出要解决群众生活用煤，保护植被。他说：煤矿除大矿技术革命以外，要为开采民用煤设计一套机械。现在小煤矿效率低，煤价贵，老百姓烧不起煤，结果把禾草烧了，把树烧了，搞得草少了，树长不起来，搞多种经营也有困难。

二十日，在听取中共甘肃省委负责人汇报时，他指出：地方办小工厂，“一开始就要注意产品质量，不要粗制滥造，不然根本站不住。小企业的优势是工资低、专业化、成本低、质量好、勇于技术革命、因陋就简，这是方向。”

西北三线建设项目中，酒泉钢铁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和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是重中之重。三月二十三至三十日，邓小平一行考察了这几个地方。

位于海晏金银滩草原的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和在甘肃境内的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承担着中国核试验的重要任务。此时正是氢弹攻关的时候，在基地考察时，邓小平提出要保护科学技术人才。他说：“你们这里集中了不少尖子，首先要注意保护人，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考察结束时，他为基地题词：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别人已经做到的，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兰州，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对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和经济建设，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设想。他说：“从整个战备布局来说，整个三线的大东西还是摆到秦岭以南地区，青海西宁以南地区。海晏以西地区，实际上没有山，地形太开阔了。国防的东西，要靠山隐蔽。现在看，过去有的厂一盖就那么一大片，太集中了，不隐蔽，拉开一二十公里也好。”他提出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和项目选址上，应当给地方以相当的权力。他说：凡是放到西北的中央企业，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工厂的布局、厂址的选择上，不仅有发言权，而且有很大的决定权。中央部门只是从条条考虑问题，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可以从国防角度、地区角度、厂社结合等等方面，统一考虑。当然最后要回到中央主管部委去解决。关于西北的经济建设，他说：西北的关键是农业，不是工业。这些地方不怕工业上不去，这里是大三线，又有这么多宝，工业怎么能上不去？关键是农业能不能上去。为解决农业问题，第一步要争取达到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斤，第二步达到七百斤，以后每增加一个工业人口，就增加六百五十斤到七百斤粮食，应该算这个账，这样才不会犯错误。

四月三日，邓小平一行抵达延安，这是西北考察的最后一站。当天，他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和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多处革命旧址。四日，听取中共延安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他根据延安地区的实际，指出不要勉强搞工业。他说：“搞工业，主要是看农业情况如何，农业情况好了工业才能上去”。“不要以为工业搞得多就是好事，如果农业顶不住，要调入粮食，搞多了是个很大的负担。”他还指出：“工业要有些，但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如农副产品加工业”。“目前延安要搞小型的，为农副业服务的。”

四月四日，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回北京准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批评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的错误。下午，他乘飞机离开延安，返回北京。

这时的北京，已经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形势已可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了。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