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斌
刘思慕，1904年1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1919年在广州南武中学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和一些同学参加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运动，担任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学艺部部长。1923年，刘思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岭南大学，与甘乃光等人发起组织了“广州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过《文学旬刊》。他除了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外，还给茅盾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撰稿，通过诗文表达他对当时军阀统治下中国现实的不满。
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毅然脱离国民党
刘思慕在岭南大学附设中学兼职教书时曾教过廖承志，和廖氏姐弟交往较多，所以常有机会面聆廖仲恺先生和何香凝女士的教诲。1925年初，刘思慕参加国民党，追随廖仲恺先生，成为国民党左派。后来，刘思慕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同年，他参加廖承志等领导的岭南大学职工罢工运动和广州“六二三”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受到革命的洗礼。但也因此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1926年，刘思慕被迫离开岭南大学。
不久，甘乃光（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长——作者注）介绍他认识了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任孙中山先生首席政治顾问的鲍罗廷。经鲍罗廷推荐，刘思慕于1926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任该校东方研究室编辑。在这里，他更加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刘思慕对蒋介石的背叛行径十分气愤，对那些看风转舵，卖身投靠蒋介石的旧友也很看不起。回国途中，他扔掉国民党党证，毅然脱离国民党。他的进步倾向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学生的注意，从海参崴到上海，一路上他都受到谷正纲等人的监视。抵达南京不久，他被迫北上，来到北平，与潘梓年、吕振羽等一起，从事进步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
德奥游学归来投身革命情报事业
1932年春，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刘思慕只身来到马克思的祖国——德国，就读于法兰克福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办的社会科学院，不久赴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德奥期间，他目睹了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的过程，十分痛恨法西斯反动势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投降，同情德国人民的苦难遭遇。在柏林，他参加了中共党员王炳南、张铁生等组织的进步留学生团体——反帝同盟，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夜校讲过课，倾听过德共领袖台尔曼最后发表的竞选演说；在法兰克福，他和中国留学生德共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的示威游行，并在校内与法西斯党徒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3年秋，刘思慕从德奥游学归来，时值土地革命战争遭受挫折，革命处于低潮。刘思慕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很明确自己是属于革命营垒的。因此，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只身来到斗争前线上海，寻找机会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工作。
在上海，他遇到留苏同班同学顾淑型（陈翰笙夫人），顾淑型告诉他，有个进步的国际组织要找一个人把中文资料译成英文，问他是否愿意承担。刘思慕欣然答应，顾淑型便介绍曾任厦门大学教授的肖炳实和他见面。
肖炳实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为人诚恳直爽，是刘思慕好友金仲华的老同学。他好象早已从顾淑型那里知道刘思慕的底细，见面只问了一下生活近况和目前的打算，便替他在八仙桥青年会租了一个单人房间，借给他一架英文打字机，并拿来一些中文文件让他翻译，约定译好后由他亲自来取。刘思慕打开一看，才知道都是机密文件，他就心照不宣地翻译起来。大概翻译了两批文件之后，肖炳实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帮助工作的“进步国际组织”就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肖炳实还希望刘思慕利用与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关系，打进国民党南京政府任职，替远东情报局搜集情报。
起初，刘思慕踌躇不决。他不是顾虑个人安危，而是不愿意和那些官僚政客混在一起；另外，他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怕干不好。刘思慕考虑再三后，还是接受了任务。他也意识到这项工作意义重大，这正是他为革命立功的好机会。
打入国民政府内政部
刘思慕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在大革命时期有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但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两人早已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为了打进南京政府，刘思慕特地委托在岭南大学时比较接近的同学、南京政府实业部次长汤澄波替他在甘乃光面前推荐。甘乃光当时正热衷网罗人马，安插亲信。像刘思慕这样喝过洋墨水的“笔杆子”，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所以，没费什么周折，他就同意刘思慕到内政部工作。
刘思慕在南京之前，肖炳实向他交待了搜集秘密情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他要搜集的情报包括：国民党关于“剿共”方面的情报，特别是绝密的军事情报；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对苏政策；南京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重要人事变动；财政经济及其它机密情报。无论是搞到的机密、绝密文件，都由指定的联系人带回上海总部。
圣诞节前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国外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由肖炳实陪同，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饭店里与刘思慕见了面。因店中顾客较多，华尔顿没有谈工作，只询问了他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当知道他曾到苏联、德国和奥地利留过学，懂得英、俄、德、法几国语言时，很是高兴，并建议他在必要时可以用德语和他通信。
在去南京之前，刘思慕又介绍了一位进步女青年黄维佑参加情报组织。黄维佑后改名黄君珏，当时是交通大学研究生，共青团员，曾在家乡湖南做过妇女工作。她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哥哥黄维立是刘思慕的留德同学。她政治可靠，又有一些上层社会关系，做地下情报工作比较合适，后来便由她同刘思慕直接联系。
多次获取绝密情报
1934年春节前，刘思慕来到南京，随后把留在广州的家属也接到了南京，住在五台山村一所新式楼房里，他就在这里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
甘乃光对他相当重用，委派他任内政部“编审”（相当于处长级别），并分担行政效率研究会的部分工作及主编会刊。甘乃光在寓所里不时召集亲信密谈，刘思慕也在被邀之列。在外人眼中，他是甘的心腹，不仅能够亲耳听到南京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等人的有关政治机密的谈话，而且可以自由出入甘办公室，翻阅各种文件，这是他搜集军政机密情报的主要来源。
刘思慕在南京刚刚安顿下来，肖炳实就来看他，并带给他一架德国莱卡相机和一些胶卷，约定每隔一两周由他来南京取情报（后来肖炳实另有任务，改由黄君珏来取）。当时，蒋介石正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关于“围剿”战况的报告，蒋介石关于“围剿”的方针、政策、措施等方面的书面文件在甘乃光办公室都可以看到。为甘掌管文件的一个罗姓机要办事员是甘的同乡，人并不干练，白天办公时间，文件放在柜里也不上锁，刘思慕可以随时拿出来看。每天将近下班时，他便挑选出一批重要的绝密文件，托词带回家去看，次晨送回，姓罗的也不在意。刘思慕白天和敌人周旋，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把楼上的房间门锁好，放下厚窗帘。换上大灯泡，在妻子曾菀的协助下，把密件逐张拍摄下来。虽然他并不擅长摄影，但底片放大后仍可辨认清楚。
有一次，内政部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上海视察警政，刘思慕也作为一个成员随团前往，视察的范围包括上海警察的种类、编制、人数、武器、任务、训练、地区分布、成绩与问题，以及外国租界捕房的协作等。他们除了视察和听取上海警察头目的口头机密汇报外，还翻阅了许多书面材料。刘思慕把这些情况都记在脑子里，回到南京后，又借起草视察报告的机会，把有关文件拿回家里拍照，最后，连同有关记录一并送交了情报组织。
此外，刘思慕还利用各种关系搜集到许多颇有价值的情报。当红军开始长征后，华尔顿还曾让黄君珏带了一封德文信给刘思慕嘱他注意搜集川军“围剿”川陕红军根据地的情况，刘思慕也设法完成了任务。
1935年5月，由于情报局两个工作人员被捕投敌，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被捕，黄君珏立即赴南京通知已打入蒋介石行营的刘思慕火速撤退，并发出“老父病危”的假电报，使刘思慕夫妇得以金蝉脱壳，逃至上海。又在黄君珏的巧妙安排下，刘思慕夫妇直奔泰山，经冯玉祥将军竭力相助，东渡日本。
（摘编自《南京党史》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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