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将心血惠庶民

邱维程（1922.01～2013.03），山东滨州人，1940年参加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原四川省万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支前营营长、中共万县地委常委兼地委宣传部部长、万县地委副书记兼地委农工部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后，任万县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万县地委书记兼万县师专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2013年3月10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2岁。

转眼间，邱维程同志离开我们整一年了。但我总觉得他没有走，他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还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常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是的，这篇《怀念》所记述的诸多往事，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储存在我的笔尖，只是因为“忙”，未能在他生前写出，让他看到。这是非常遗憾的。

一

最初认识维程同志，是1950年春末夏初，在原四川省万县地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

解放初期，万县地委把曾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一些同志，用培训班的形式集中起来，较为系统地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维程同志当时是万县地委宣传部科长，受万县地委指派，担任党员培训班负责人。这个培训班办了两期，每期一个月，我参加的是第二期。

培训班课程的主讲人是维程同志。维程同志讲课，面前有一张课桌，讲稿放在课桌上，有时，拿起来看看，浓浓的山东口音，把每一字每一句都咬得清清楚楚，似乎要将所讲内容全部印在学员心板上。在讲党的建设时，维程同志还特别强调，党员要对党忠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这个刚从高中三年级走进机关大门的党员，第一次听到这样系统地讲党的基本知识，觉得很新颖、很正确，心情无比激动。那时年轻，耳聪目明，记性又好，动作也快，维程同志所讲内容，我都一句不漏地记录在笔记本里。

我从万县地委培训班回到单位后，在机关工作10年。维程同志任万县地委副书记、书记以后，多次到我所在县视察工作，我自然参与了每次接待。有时我跟随他到农村。但接触时间都短，没有很深的印象，只觉得他平易近人，简朴、务实，不喜欢张扬。记得一个星期六晚上，县政府那边举办舞会，机关干部大多数都去了，院子里冷冷清清的。我到招待室请他去跳舞，他回答：“不去！”接着又补充一句“这种生活上的事情不必走在前头。”这话像是对他不去跳舞的解释，又像是对我的嘱咐，于细微处见精神。受他这种精神的启迪，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参加过任何舞会。

后来我奉调来万县地委机关工作，这次调动大约也是维程同志的主意。因为我自来到万县地委机关，直到“文化大革命”维程同志被关进牛棚，在这六七年时间里，一直遵循一个不成文的安排：在做维程同志工作上的助手。无论工作单位、职务名称如何变动，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他坐机关，我在机关；他跑农村，我随他跑农村（维程同志一年当中至少2/3时间在农村）；他到省上开会，我到省上做会议工作人员。那些年月，特别是在农村和在省上开会的时候，两人常常是工作时一同忙碌，休闲时一同散步。心心相印，知无不言，相处得十分融洽。

二

1960年7月中旬，我来到万县地委机关刚好一个月，维程同志喊我随他到开县视察农村生活情况。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又正值农业生产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村公共食堂还有没有粮食？农民群众是不是在挨饿？维程同志作为万县地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他的心上沉重地压着这些问题。

开往开县的专车，沿万开公路翻过铁锋山大垭口，从陈家、赵家、渠口到城郊，一路走走停停。每停一处，维程同志都下车去找公共食堂，看是不是还在开火；找食堂炊事人员、管理人员、生产队长询问现在还有多少存粮，种了多少菜地，有无可以作替代食品的东西。此行了解到的情况非常严重，十几个公共食堂没有一个有足够存粮能够让社员吃饱接上大春，有的食堂甚至已经断粮，正用蔬菜野菜掺合米糠之类的代食品，勉强对付，但难保社员的一日三餐。维程同志认为，这里的情况在全区有代表性。当天傍晚，他同开县县委机关主持工作的同志交换了看法，综合白天所了解的情况，经过一夜思考，第二天一早作出决定，向万县地委写报告，反映农村已经缺粮，农民正在挨饿，建议尽快开仓放粮，拯救饥荒。

维程同志的报告从开县用电报传到了万县地委办公室。当时，万县地委领导看了报告后深感为难，回电话说：“不行呀，现在正要求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发展大好形势，我们怎么好说没有饭吃要发粮食。”维程同志听到万县地委领导回复的意见，非常着急，叫地委办公室再反映：“现在情况紧急，不能考虑那么多，再不赶快发粮食，要出大问题。”最后，万县地委采纳了维程同志的建议，决定开仓放粮，给九县一市农村一次性发放粮食共计8000万斤，用于拯救饥荒。按当时农村人口444万人计算，平均每人18斤。这些粮食，帮助一些青黄不接的公共食堂，安全地渡过了生活难关。

三

1960年冬天，万县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如何对待落后社队成为运动中的一道难题。

运动开展以后，万县地委领导发出一封《党内通信》，提出：整顿落后社队应当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对那些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法办，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步，纠正“五风”，贯彻落实中央十二条政策。《党内通信》发出以后，万县地委又召开电话会，将《党内通信》的精神传达到县、市委和省、地、县整社工作团。

维程同志在巫山县双龙区和区委同志一起参加了电话会。电话会后，双龙区委讨论整顿落后社队问题，维程同志一言未发。显然，他有疑虑，他在思考。

第二天，维程同志到了巫山县大昌区。他没有要区委同志汇报情况，也没有要他们陪同，而是撇开他们下到生产队看望社员群众。社员群众听说地委书记来看望他们，纷纷倾吐久久装在心里的苦水。家家户户都诉苦，近两年饥荒缺粮，吃不饱，害肿病，饿死人。说到家里亲人饿死的惨状，无不嚎陶痛哭，令人闻之心酸。社员们还反映，县里晓得下面缺粮，但有粮扣住不发，还要下面干部讨论“自己生产未搞好，该不该吃国家救济？”并责成社队干部挨家挨户搜集社会存粮。其实哪还有社会存粮，无非是用这种办法堵住群众想吃国家供应的嘴。

从社员家里出来，走上回区委的小路，已是傍晚时分。灾荒年月的惨状在维程同志脑海翻腾，大昌坝上的良田沃土，呈现在眼前的是小春未种，冬水未犁；朦胧夜色中对面山上，有几只豺狼在嚎叫，此起彼伏，十分凄厉。看到这番萧条景象，维程同志心情极其沉重。

几天后，大昌区委开会，区委书记汇报情况时，说大昌公社有21个基层（大队、生产队）干部必须逮捕法办，显然这是按照《党内通信》口径准备的汇报材料。维程同志并不相信有那样多，但想先了解一下情况，于是说：“好，把材料拿出来研究一下吧。”21个基层干部的材料，逐一在会议上宣读、讨论、定性。根据维程同志的意见，有19个人的问题，只能算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尚未触犯刑律，不该逮捕法办。就这样，维程同志保护他们免除了牢狱之灾。

维程同志在大昌区住了几天，解剖了几个落后社队的情况。接着，转到中和区又解剖了几个落后社队情况，然后向万县地委写了《关于巫山县整社情况的简报》。针对《党内通信》对落后社队的判断，《简报》明确提出落后社队的情况是复杂的，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其性质，不可草率行事；在社队干部中划分一、二、三类（一类阶级敌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三类犯严重错误的分子），要严加控制。凡是一、二类划的比例过大的社队（中央、省委规定不超过3%），要逐一进行再审查，把不应划而划了的人剔出来等。

万县地委领导在电话会以后不久，也察觉到自己对落后社队的看法有偏颇，于是要求办公室收回《党内通信》。此时看到维程同志从巫山发回的简报，正合心意，该领导立即亲手写下按语，“邱维程同志关于巫山县整社情况的简报，我们认为是写得比较好的，值得同志们认真地读一读。”并要求转发给县、市委和省、地、县整社工作团，纠正了《党内通信》的错误，把整顿落后社队的工作引上正轨。

维程同志在整顿落后社队问题上再一次表现出面对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能够独立思考，辨明是非，把握正确的方向，绝不随波逐流，更不看风使舵。

四

1964年冬天开始了农村“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经四川省委批准，成立万县地区社教工作团，维程同志任团长兼党委书记。这次运动中，维程同志最卓越的表现是，他不赞成在万县地区干部中批判右倾。

农村“大四清”，是党中央基于一种严重估计而发动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种估计，强调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的重点是从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夺回领导权。显然，这是过分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作出的一整套“左”的部署。

万县地区不仅完全接受这样的部署，而且还推波助澜，力图创新。开展“大四清”的前几个月，万县仿照“桃园经验”造出一份所谓的“龙宝经验”，提出“四清”运动，不能只挖出了阶级敌人就收手，还要深挖“四不清”的根子。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主要的矛盾是在内部，根子是在上头。“龙宝经验”后来得到中央的肯定，中央某领导同志还在一次重要会议的讲话中，引述了很大一段“龙宝经验”。

当时，对上面的这些“左”的做法，一部分干部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针对这种情绪，中央要求在地县两级干部中批判右倾思想。万县地委开会提出批判右倾思想时，维程同志明确表示不赞成在万县地区批判右倾，说：“我们这里不是‘右’了，而是‘左’了。”

维程同志的意见，当然得不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认可，因为与中央指示不相符合。维程同志则坚持认为，执行中央指示要看实际情况，没有右倾，硬要去批判右倾，是无的放矢。反“右”必出“左”，必然越批越“左”。

会后，维程同志以社教工作团团长兼党委书记的身份，深入到开展“大四清”的社队作巡回检查，发现搞得过“左”的做法，就批评处分工作团派到那里领导运动的干部，并向万县地委写报告，同时通报各社教工作队。

1965年1月，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部分地纠正了前段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万县地委常委讨论贯彻《二十三条》的会议上，相关地委领导同志就发自内心地说：“其实我们这里也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赞成那些做法，邱维程同志就说过，我们这里不是‘右’了，而是‘左’了。”维程同志的意见到此得到地委的明确肯定。

正是由于维程同志的坚持，万县地区不仅没有在干部中批判右倾，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地纠正过“左”的做法，这在无形中又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五

维程同志心地明净、善良，总以仁厚、宽容的胸怀，对待同他共事的人，包括曾经刻意和他“过不去”的人。

在接连不断的狂风暴雨、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中，一些人以整人为能事，不惜以卑劣手段去踩倒别人，谋求自己青云直上。而另一些人则与之相反，成天埋头苦干，全心全意做老黄牛，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结果运动来了，掉进别人设下的陷阱，成为挨整的对象。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在一个人数很少的场合谈到干部问题时，维程同志这样说过：“我们有些机关单位里面，运动以前，顶起工作干的是那几个人，运动来了，挨整的也是那几个人。”他对这种情况看得很清楚，很不以为然。但是，这种情况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不是他想改变就能够改变的。

因此，维程同志对运动中无辜受到这样那样委屈的人，多半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给他们以体贴和同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1960年反右倾运动结束，万县地委办公室一位同志，被以“右倾机会主义”罪名而开除党籍，作为一般干部，调离地委机关。这位同志，在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解放后，当过县公安局秘书长、县委秘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心扑在工作上。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总有人对他这样的干部看不顺眼，挖空心思要把他整倒。这次反右倾中又被人抓住所谓现行问题、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加起来算总账，而且趁地委主要领导人都在省上开会的时机，赶紧作出处理决定，并当众宣布。

人们都以为这个处理决定是铁板上钉了钉子，无法改变了。可是，出乎意料，维程同志和地委主要领导人从省上回来后，听说了这个情况，毫不含糊地表示处理失当，不能认可。指派专人对原处理决定中提出的问题逐一查证，推倒不实之词，然后重新作出决定：把开除了的党籍恢复过来，并安排该同志到地区农业局当科长。

1962年春夏之交，万县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在参会人员名单中，维程同志发现没有专署某局一位局长的名字，问是怎么回事。办事人员说：“这位局长被临时下放到一个公社劳动，他偷生产队地里面的红苕吃，被揭发出来，所以没有通知他回来开会。”维程同志招呼办事人员说：“算了吧，喊他回来开会。偷红苕吃当然不对，但是你想想，红苕好脏嘛，不是饿极了谁愿意吃那样的脏东西。目前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完，农村还在缺粮，饿极了做出这种错事，情有可原。”这位局长因为维程同志的宽容而摆脱了困境。

维程同志处理的这类问题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类问题，对于大局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关乎一生命运的大事。可以说，功德无量，泽及终身，是令人永志不忘的。

同样，维程同志对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同自己“过不去”的人，绝无报复之心。在他的头脑里压根儿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类词汇的影子。无论当时是怎样的“过不去”，事后他都淡然处之。

六

离休以后，维程同志偕夫人碧华同志多半时间在大洋彼岸——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度过。他们最小的儿子和女儿早先在这里留学，毕业后又在这里就业谋生，并成家落户。子女们央求父母去协助料理家务，因此，老两口不得不将晚年余热献给亲情。

在加拿大期间，维程同志时时受着亲情、乡情和友情的煎熬。为了亲情，不得不在耄耋之年，羁身异国他乡，感受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的寂寞。在这种情况下，乡情和友情便强烈地涌出来纠缠他，让他时刻想念曾经耗费自己大半生心血的第二故乡——万州，时刻想念在大半生岁月里在万州同欢乐共患难的同志和朋友们。叶落归根，根在万州。越到晚年，归根的愿望越是强烈。

维程同志和我有过很多通信往来，特别是刚去到大洋彼岸，维程同志精力还较旺盛的那些年。每当年末岁首或重大节日，都必然收到维程同志亲笔写来的信，以及同碧华同志的照片，还有精美的贺年卡或其他纪念品。这些，连同我给维程同志的信稿，我都完整地珍藏在文件柜里。维程同志每次从加拿大回来，与曾经一起工作的同志，多有聚会和交谈，气氛如同节日，我也一一参加了。

十分遗憾的是，当年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交谈，我都有一个重大的疏忽：没有请维程同志对自己一生做点分析和评价，以致现在无法印证他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否能够得到他的认同。

不过，我相信，我的这篇《怀念》记述的诸多往事，已经足以说明维程同志的高尚品格，归结起来是：耿耿忠心，和而不同，仁厚宽容。维程同志数十年革命生涯的一切作为，都从他的高尚品格生发出来。业绩昭昭，繁华硕果，功在国家，利在人民，前面记述的这些往事，大都载入史册，更多地是载入了民心。

我敬佩维程同志，不是因为他的职位，而是因为他的才能和修养。

2013年3月10日，维程同志以92岁高龄病逝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噩耗传来，我悲痛至极。当即给碧华同志发去唁电。这份唁电，其实，正是我这篇文章的浓缩，现在，我就用来作本文的结语吧——

惊悉维程同志不幸辞世，深感悲痛。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维程同志对党对国家忠心耿耿，无私奉献；对同事对下属热情诚恳，关爱有加。他的业绩和品德必将永远留芳人间。下面这副挽联，聊表我们对维程同志沉痛悼唁和深切怀念之情：

早岁执干戈，壮龄扶政坛，务实求真，长留惠绩垂青史；

足迹遍三峡，心血沃黎庶，嘉言懿德，永树丰碑在民心。

谨望碧华同志和全体亲属节哀。

（本文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委员会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