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师所属部队进行第一次西征。但西征部队只进入到辽阳境内便陷入困境，被迫撤退，在摩天岭痛歼日军，取得“摩天岭大捷”。但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一师参谋长李敏焕牺牲。
11月，抗联决定由三师组成骑兵团再次西征。在辽河渡口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一场血战后，西征部队被迫撤回。两次西征均失败。
从本溪县城小市沿沈丹高速往南89公里处，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连山关。在历史上，它一直是朝鲜向中国皇家进贡的必经之路，是出入辽东的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侵华时期，日军曾在这里驻扎一个守备大队，同时大量的日本人开始在这里定居。如今，镇里的“日本楼”随处可见，而且保存完整，成为日本侵华的铁证。
给我们做向导的连山关镇武装部部长钱兴久介绍说，当年的连山关除了日本兵营外，还有大量的日本商店、俱乐部和日本医院、学校，很多日本人搬进来长久居住、做生意。日本人划街而治，成为独立的“王国”，只允许做苦工的中国人和翻译能进去。日本守备队占据有利地势，闻风而动，机动性特别强。这也是摩天岭战斗刚刚结束，日军很快就包围抗联西征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西征血战日寇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后，东北人民革命军与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全部中断，得不到党中央的任何指示。杨靖宇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举行东征抗日。这一行动给抗联以极大的鼓舞，尽快打通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直接联系，成为东北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强烈愿望。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东北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指示信，史称《六三指示信》。信中要求东北人民革命军举行西征，“到辽西再向热河、外蒙边境一带活动”。1936年6月，杨靖宇在草河掌密营召开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西征。由一师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程斌、李敏焕率领一师师部、保卫连、少年营和一师三团共300余人进行西征。
1936年6月28日，一师西征部队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开始了东北抗日史上的首次西征。西征部队经连山关，穿过安奉铁路，翻越摩天岭进入辽阳、岫岩境内。为避免暴露目标，一师西征部队昼伏夜行，始终在山岭中迂回前进，途中多次与日伪军激战。宋铁岩因肺病转重，由少年营一个排护送返回和尚帽子密营休养。大部队继续西进。不久，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情况下，抗联西征部队陷入绝境，本溪县史志办研究员曹国辉认为，主要原因是当地群众对西征部队不了解，加之日军的欺骗宣传，认为他们是土匪进村，对抗联战士十分不友好。从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李敏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西征部队的艰辛和处境：“……天亮后，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头，拿着扎枪，把我二、三分队的两名队员刺伤。枪响后，三分队队员被敌人俘去。 ”历经数战后，抗联战士弹尽粮绝，部队只能穿行于深山老林之中，靠野菜、树皮充饥。
7月8日，师部决定放弃西征计划，部队分三路撤回本溪根据地。程斌、李敏焕率师部、保卫连共70余人为一路；三团由政治部主任茨苏带50多人为一路；王德才率领少年营80余人为一路，集合地点为羊胖沟、三家子、牛毛坞。
“下午一点钟（7月9日，记者注）左右，敌人跟踪追击而来。我们迅速登上山顶，退到矿洞沟。后来敌人进入二团的潜伏地区。开枪后，我们经过矿洞沟、砬子沟、西山堡，到达陈家沟休息。 ”李敏焕日记中记录双方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7月12日的中午： “十二点钟左右，在东方山脊方面二十余步远的地方又发现日寇，并且在我们十多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了。 ”
李敏焕的最后一篇日记是7月14日，他写道：“到达大长岭。因下大雨，在附近居民家里休息。 ”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摩天岭战斗，激战过后，李敏焕壮烈牺牲，这本日记被日军俘获。
7月末，在摩天岭村村支书的带领下，我们沿公路行至摩天岭脚下。这是一座海拔969米的高山，树木茂盛，怪石叠立，林中无路。村支书建议我们在这个季节不要登山。他带我们登到另一处山坡处，远观摩天岭。据他介绍，摩天岭北望本溪，南接辽阳，是军事要塞，是这一地区的唯一制高点，山势险峻，东北面是悬崖峭壁，山下就是朝鲜进贡的古道。抗联部队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尾随而来的日军。1936年7月15日，师部撤到摩天岭时，与跟踪而来的日军驻连山关守备队第二中队遭遇。当时，日军正在吃午饭，师部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山顶“对面炕”处，利用有利地形突然发起攻击，日军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消灭，打死队长今田大尉及所属日军守备队8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手枪5支，轻机枪1挺，除一名翻译官跳崖逃生外，其余日军全部被歼灭。这就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摩天岭大捷”。为庆祝这次战斗的胜利，杨靖宇创作《西征胜利歌》予以赞颂：“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胜利缴获，齐奏凯歌还……”
听到枪声的日军守备大队迅速赶来增援，一师部队未及时撤离便被 1000余名日伪军包围，并于下午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下午4时左右，日伪军发起又一轮进攻，一师参谋长李敏焕站起指挥战斗，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战斗持续到晚上，在当地群众孙仁刚的引导下，部队跳出包围圈，于7月中旬回到铺石河密营。
曹国辉说：“另一路由王德才带领的少年营在撤退过程中更加悲壮。 ”他讲道，在弟兄山，因目标过大，少年营一连、二连分开行动，张泉山带领少年营一连沿岫岩和海城的山梁继续前进，在离唐王山不远的南胶至北胶公路旁与日伪军遭遇，缴获3支步枪和300多发子弹。他们从俘虏口中得知日伪军口令和部队番号，于是准备利用夜色掩护冲过公路。不料刚过公路即被发现，日伪军很快追赶上来，把张泉山和战士们包围在一个山崖上。战士们宁死不屈，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3时许。少年营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张泉山和2名战士纵身跳崖后，被抗日救国军三旅参谋长李东坡救起。
不久，政治部主任茨苏带领的三团和王德才带领的二连战士陆续返回铺石河。抗联第一次西征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西征血洒辽河
就在一师部队西征时，1936年7月，抗联一军和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一路军下辖一军、二军，计6个师，队伍6000余人。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为了便于指挥，将东满、南满两个省委合并为一个省委，称“东南满省委”，后称“南满省委”。省委书记由魏拯民担任，杨靖宇、宋铁岩等12人任省委委员。
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率军部来到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密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三师仅用半个月时间就组建起一支400余人的精干骑兵队。
11月下旬，三师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率领下，挥师西进。12月下旬，三师奋力冲破日伪军的封锁拦截，抵达铁岭县石佛寺和法库县三面船一带的辽河东岸。不料辽河尚未封冻，各渡口均有日伪军重兵把守。师部决定夺取船只强渡辽河。全师集中优势武器和兵力，选择日伪军的薄弱处准备渡河，被对岸日伪军阻击。同时，尾随的日伪军蜂拥而至，三师在辽河东岸腹背受敌，血战一昼夜，队伍只有100多人突出包围，其余壮烈牺牲。年底，当三师西征部队返回清原游击区时仅剩70余人，抗联一军第二次西征再次受挫。
曹国辉评价说，抗联一军两次西征是东北抗日战争史上的壮举。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渴望得到党中央直接领导和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的迫切愿望，体现了抗联主动进攻，扩大游击区域，实施外线作战，防御中寻求进攻的战略思想。两次西征一定程度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减轻了老游击区的压力，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打破了日伪当局的“围剿”部署，对南满抗日游击战乃至全东北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联撤离本溪
进入1938年后，战斗在辽东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日伪当局在用大量兵力推行 “肃正”、“集家并屯”的同时，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重点讨伐”，抗联部队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内部，”曹国辉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抗联干部无耻投降，给抗联带来沉重的打击。1938年2月13日，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叛变，出卖了抗联一军的许多重大机密。
此时，一师已与一军军部失去联系，活动在本溪、桓仁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也与一师失去了联系，加上中共南满省委被破坏，一师一些干部战士情绪有些低落。抗联在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后，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制造“赛马惨案”，和尚帽子根据地的秘密地方工作网遭到严重破坏。
1938年下半年，活动在桓仁、本溪地区的只有抗联一师师长程斌领导的为数不多的抗日武装。日伪当局和长岛工作班把招降的主要目标放在程斌身上。程斌经受不住威逼利诱向长岛工作班投降，并枪杀了拒绝投降的三团政委茨苏。随程斌投降的一师人员总计115人，向日本侵略军交出步兵炮1门、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程斌叛变投敌后，引导敌人对一师尚存的小部队进行疯狂 ‘追剿’，对抗日根据地和地方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大规模破坏，抗联在辽东地区的密营全部暴露。 ”曹国辉痛心地说。
1938年6月初，杨靖宇提出再次组织西征的计划，但不久传来程斌叛变的消息，西征计划只好放弃。杨靖宇决定把第一路军整编为三个方面军，以一师剩余部队为主，组成第一方面军，由原二师师长曹亚范担任第一方面军指挥。同时决定放弃本、桓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一路军的活动区域重点转向长白、漾江、桦甸、抚松一带。一师剩余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上述地区，与第一路军主力会合。
到1939年5月，一师军需部一分队甄宝昌带领10名战士到达吉林省找到一路军总部，这是从辽宁地区撤离的最后一支部队。至此，抗联第1路军第1军第1师全部离开了本、桓地区，转入吉林，继续进行更加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抗联一军所有部队撤离后，本溪地区的很多党员、反日会员和农民自卫队员惨遭杀害，在本溪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地方组织难以生存和发展。
但在本溪市区工人比较集中的煤矿和铁矿，工人中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自发地秘密建立起党的组织，领导工人群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直至迎来抗战胜利。
感谢本溪市史志办和本溪满族自治县史志办对本次采访提供帮助
故事
那个人是我爸爸
中共高俭地村支部遗址位于桓仁满族自治县木盂子管委会高俭地村村委会院内，原村部已不存在，仅在村委会楼下立有一块石碑。
1935年夏秋之交，南满临时特委在桓仁组建中共桓仁特别支部，简称特支，负责人为傅世昌。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特支在仙人洞、木盂子、高俭地等地发展了五六名党员。 1935年11月，特支建立本溪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一个村支部——中共高俭地村支部。有党员7人，于永录任支部书记。 1936年春，随着日军的残酷镇压，支部逐渐停止活动。
“任支部书记的人名字叫于永录，但真名叫于永发，后来改名叫于永明，那是我爸爸。 ”71岁的于国军对记者说：“我爸爸哥6个，家中排行老大。抗日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说出去就要杀头。我爸爸为了掩护自己的特殊身份用了我四叔‘于永录’的名字。也就是说，村支部书记真名叫于永发。于永录是我四叔的名字，被我爸爸冒用了。 ”于国军（右）向记者讲述高俭地村支部的故事。
我会唱抗联歌曲
高俭地村有一个村民叫吴振海。面对记者，他抚摸着石碑，引吭高歌：“十八集团军，那可真正好……吃苦耐劳，同志们慢慢熬，同志们辛苦了。 ”嗓音浑厚有力，曲调平直朴实，歌声嘹亮。
据吴振海讲述，他的父亲叫吴文全。上世纪30年代，吴文全听村里人讲，杨靖宇带领部队专打鬼子，这个15岁的少年便义无反顾地进山参军。没上过学的吴振海还是在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抗联的故事，他已记不清父亲所在部队的名称，好像是叫“青年义勇军”。
当时吴文全还小，拿不了枪，主要是在宣传队里唱革命歌曲，和同志们四处演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1年零2个月后，在一次战斗中，吴文全被日军抓到，关在桓仁的一所监狱，受尽酷刑，大脑受重创留下残疾。一个翻译官看到后对日本军官说，这个孤儿已经残废了，放他回家务农吧。就这样，吴文全得以活命。1994年，老人去世，享年74岁。
不识字的吴振海从父亲那里学会了6首革命歌曲，但时间一长有一首记不清了，现在只会唱其中的5首歌曲。一个偶然机会，黑龙江的一个老师根据他的唱词把这5首歌的歌词整理出来，复印后送给吴振海，吴振海当作宝贝收藏，保留至今。但记者发现其中个别词句语意不通，应该是笔误。前些年，吴振海被村里推荐去外地参加“红歌”大赛，遗憾的是并未获奖。但他很高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唱抗联歌曲，让更多的人了解抗联。吴振海展示抗联歌曲。
（记者纪松东周仲全摄影本报记者宋澍 合作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